全球化面臨的政治威脅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2008年4月15日
如果你必須用一種比喻來定義「全球化」，那會是什麼？一艘塞滿玩具和T恤的中國集裝箱船？一位在班加羅爾敲打鍵盤的程序員？一架憂郁地盤旋在希思羅機場上空的飛機？
多數人對全球化的印象離不開經濟學、科技和商業。但在市場、調制解調器和制造商可以發揮作用之前，政治變革必須到位。全球化商業世界的基石是政治——它同時也是該體系面臨的最大威脅。
全球化共識的挑戰來自下層。美國、亞洲和歐洲的政界精英正竭力說服其國民，讓他們相信全球化不只是一場富人受益的游戲。如果這種主張在任何一個主要全球經濟體中不能站住腳，作為全球化基石的政治共識就可能瓦解。
這種共識是最近的產物。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政治變革發生在非常短的一段時間內——確切地說，是從1978年至1991年。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進展，是中國決定從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鄧小平於1978年啟動了相應的改革。一年後，柴其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英國掌權。她採取的首批舉措之一是取消外匯管制，減輕了倫敦崛起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痛苦，為全球樹立了榜樣。然後，1980年，雷根(Ronald Reagan)憑借解除管制和減稅的施政綱領執掌美國大權，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各地的市場意識形態。上世紀80年代中期，歐盟(EU)承諾創建單一市場。
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讓東歐（以及俄羅斯本身）得以加入全球化游戲。上世紀80年代還見證了拉美大國民粹主義貿易保護論者的聲譽掃地。最後，在1991年，發生了另一個巨大的變化：印度領導人決定擺脫自獨立以來一直束縛印度經濟發展的管制和保護主義。
因此，在不到15年的時間內，處於世界權力核心的政界精英們得出了大體相似的結論。他們歡迎全球化商業和市場經濟。
其結果是構建了這樣一個世界：如今在北京、莫斯科和德里做生意，感覺就和在倫敦和紐約一樣自然。但這樣一個世界伴隨我們的時間還不到20年。早先的全球化時代都因政治劇變而終結——1914年戰爭的爆發，以及上世紀30年代法西斯主義的抬頭。那麼，相同的一幕會重演嗎？
最明顯的威脅，是全球最重要政治和經濟關系陷入危機——即美中關係。盡管背負著好戰的名聲，但布希(Bush)政府一直努力避免與中國對抗；中國政府同樣也無意與美國發生沖突——至少不是現在。全球化締造了一個共同利益網絡。中美關系的真正風險在於計算錯誤：由貿易問題抑或西藏和台灣問題引起的沖突，升級成為會造成真正傷害的問題。加上日以迫近的美國經濟衰退、總統大選和北京奧運會，你就有了一個可能帶來麻煩的「方程式」。
就更長期來看，恐怖主義和氣候變化也對全球化體系構成了威脅。全球化取決於旅行的便利。但全球變暖和全球恐怖主義，均以不同的方式威脅著人們隨時登上飛機的能力。
但最大的威脅在於，政客們正開始丟棄全球化主張。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58%的美國人認為全球化對美國不利，僅28%的美國人認為全球化對美國有幫助。10年前，支持全球化的人略占多數。政客們正對這種轉變做出反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開始對自由貿易持日益懷疑的態度。共和黨則抨擊非法移民問題。
在歐洲，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一直主張在歐洲層面上實行保護主義。他希望重建「共同體優先」(community preference)——其實質就是對來自歐盟以外的商品征收更高關稅。薩科齊在歐盟還沒有多少盟友。不過，意大利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再度當選可能改變這種局面。
外界認為，印度人和中國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上屆印度政府在大選中之所以失利，主要原因就是貧困的農村選民感覺自己被排除在全球化熱潮之外。隨著另一次選舉即將來臨，印度的政客們目前不會急於簽訂新的全球貿易協議。評估中國等一黨制國家的政治氣候難度更大。但中國政府對農村失業、環保抗議和富裕沿海地區與較貧困內陸地區貧富差距的明顯擔憂，說明推銷全球資本主義可能是一場攻堅戰——即便是在中國。
全球化的結果是窮人成為輸家——全球食品價格的上漲，加深了人們的這種感覺。作為對統治精英最為傳統的威脅，饑餓正在許多擁抱全球化的國家重現。
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正奮力遏制這些壓力，維持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共識。但他們的任務正變得更加艱巨。政治變革令全球化成為可能。但政治造之，亦能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