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維克托·馬萊(Victor Mallet)
2008年4月21日 星期一
我們大多數人都習慣於想吃東西就去買,因而,當我們發現有多少錢也買不了一頓飯的時候,我們會感到驚慌不安。
上世紀80年代,我在莫桑比克的克利馬內就經歷過一次這種情況。在赤貧的環境中,就連美元也只能換來束手無策的表情,原因很簡單,那裡買不到任何食物。而這種情況現在正在菲律賓發生著。菲律賓政府未能進口足夠的大米,以保障本國民眾的食物來源,原因是沒有人願意出售。
謝天謝地,馬尼拉現在沒鬧饑荒。菲律賓最大的連鎖餐廳快樂蜂(Jollibee)正在提供半份米飯,而該國政府則將一名在獲勝之前進食玉米而非大米的拳擊冠軍捧為名人。
但人口眾多的亞非國家所倚重的全球糧食貿易,正日益變得更加危險紊亂。大米價格在一年中上漲逾一倍。最近,在印尼成為最新一個禁止大米出口的國家之後,大米期貨價格再次創下紀錄。
將大部分收入花在食物上的窮人受害最深。糧價引發的暴亂在非洲各國此起彼伏,並已導致海地總理雅克-愛德華•亞歷克西(Jacques-Edouard Alexis)下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表示,進一步的糧食價格通脹將產生「可怕」後果,包括數十萬人餓死,並有可能產生戰亂。
一種誘人的想法認為:問題完全出在供應層面,因此可通過轉基因作物或投資一場新的「綠色革命」來提高糧食產量,從而解決問題。但是,三種最有成效的解決方法全部都是政策範疇的東西。
首先,國際農業貿易亟需持續的自由化。可能有些令人驚奇的是,此次危機的直接原因並非食物短缺。問題在於傳統出口國突然不願出售剩餘糧食。就像失靈的信貸市場中的信貸提供者一樣,每個生產國都正在囤積糧食,以備本國不時之需,原因是它們懷疑自己的貿易伙伴也會這麼做。對於市場效率及流動性的信任已蕩然無存。
農業保護主義不是什麼新事物,關稅與補貼早已嚴重扭曲了國際市場。主要生產國(尤其是歐盟與美國)部分出於對糧食安全的考慮,一直戒心十足地保護著自己國內的農業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
盡管如此,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國際農業貿易仍令人滿意地對富余主食進行了重新分配。因此,目前的市場失靈應當引起所有人的警覺。新加坡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而厄立特裡亞是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但兩者一樣依賴食物進口。
需要改變政策的第二個層面,是各國的國內政策。像國際貿易一樣,國內農產品貿易往往受到嚴重扭曲。發達國家往往犧牲消費者利益,以支持它們的農民。而發展中國家通常會犧牲農民利益去補貼城市居民,農民面對較低的糧食價格,沒有任何動力去提高產量。
如英國《金融時報》最近報導,在這方面表現最差的包括一些亞洲國家。自2000年以來,農業生產率增速大幅減緩。亞洲開發銀行(ADB)首席經濟學家艾弗茲•阿裡(Ifzal Ali)表示:「亞洲國家必須扭轉對農業的忽視。」
通過鬆綁國內市場,幫助向農民提供信貸,並向他們提供現代農業技術與指導(這些曾是公共服務),亞洲政府可以在提高糧食產量上大有作為。
第三也是最後一點,各國政府需要檢視自己的人口政策並限制人口增長。雖然現在還有足夠的糧食分給大家,但你不必是一名新馬爾薩斯主義者,就會擔心全球每年增加8000萬人口對糧食需求的影響,或者注意到人口迅速增長的國家(如印度、菲律賓及埃及)尤其容易受全球糧食貿易動蕩的影響。
全球大米庫存今年預計將跌至2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或許我們不應對此太過擔心。上述一些關於國際及國內糧食政策的建議,可能會在幾年之內扭轉這一局勢。
一個更令人不安的想法是,長期而言,在開發利用糧食生產所需的自然資源方面,我們可能已接近能力極限。這些資源包括原油、可耕地、土壤肥力及可用淡水等等。
而且,在一種資源上的壓力,很快就會導致另一資源出現額外壓力。為了製造淡水,更多的城市正在消耗燃料以淡化海水,但這會推高石油價格。為了替代原油,政府正在鼓勵生產生物燃料,但這方面所使用的燃料幾乎和它所產生的燃料一樣多,並且隨即會導致食物短缺。
我們大家都必須寄望人類聰明才智帶來一場新的綠色革命,在全球人口今後幾十年達到90億時,為我們提供所需的額外食物。與此同時,我們應該將一些聰明才智用於制定合理的貿易、農業及人口政策,以求提高糧食供應、控制糧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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