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采訪瑞信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陶冬
2007年11月27日 星期二
根據官方11月22日公布的數據，10月份香港通脹率達到3.2%，比上一個月增長了一倍，達到9年來之新高。這個數字表明香港經濟正在發生怎樣的變化？這樣的變動是如何發生的，又將對中國和香港的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瑞信亞洲首席經濟學家陶冬對FT中文網分析表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這個數據受到個別非經濟性因素影響。如果加上被減免掉的差餉費*—大概相當於1.2個百分點的CPI，香港今年第三季度的通脹率實際已經接近3%。所以，並不能簡單認為香港通脹率在一個月內翻了一番。
通脹問題是香港已經出現的情況，不是10月份新暴露的問題。我認為，香港通脹壓力進一步升溫不可避免。
香港的通貨膨脹壓力確實在上升。由外到內，主要有三個原因。從全球性因素來看，糧食價格在漲，食品價格在漲，能源價格也在漲，這是作為彈丸之地的香港沒有辦法控制的。而人民幣在升值，美元在貶值，對香港屬於進口的通脹。同時，工資在漲，（房）租金在漲，則是香港內部的通脹因素。
從內地影響來看，香港通脹裡面最大的一塊壓力來自食品，而80%的香港食品由內地供應。所以，內地的肉食和糧食漲價直接影響到香港的食品價格。事實上，幾乎每個星期都可以看到食品通脹在香港得到體現。
其次，香港的通脹壓力與其實行的聯系匯率制度**有直接關系。與美元掛鉤，致使香港沒有辦法通過自己的貨幣政策來調節通脹壓力，這就是所謂的「dollar dilemma」——「美元兩難」。這個問題並非香港獨有，在很多和美元掛鉤的國家也存在：本土經濟相當強勁，但由於美國經濟疲弱，其貨幣趨弱，其貨幣政策趨向寬松。由於這個原因，一些國家已經對美元脫鉤，比如科威特幾個月前已經與美元脫鉤。很快一批海灣國家就可能面臨和香港完全一樣的問題，如阿聯酋和卡塔爾。它們也可能在匯率政策上做出一定的調整，來解決「美元兩難」問題。
我認為中國經濟也面臨著類似的「美元兩難」。盡管人民幣已經有一定的浮動，但是基本上還是一個盯美元的貨幣。弱美元和美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對於中國經濟也有直接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和香港有點兒同病相憐。亞洲整體都在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尤其那些內部經濟比較強勁的經濟體，受「美元兩難」的影響就更大一些。
具體而言，一方面美元走弱給香港帶來進口通脹，美國再減息無異於火上澆油；另一方面，香港的聯匯制來得比其他國家更正式，屬於貨幣局的一種政策安排，因而港元脫鉤比較困難。短期內我不認為港幣匯率會與美元脫鉤。但是「盯住美元」政策確實給香港帶來了進一步的通脹壓力。
再次，全球很多地方的資金在流入香港，其中也包括最近「港股直通車」引入香港的中國資金，令香港的基礎貨幣發行進一步失控，資產價格進一步上漲——這是香港通脹，特別是資產通脹方面一個重要原因。但我不認為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因為它對實體經濟，比如CPI的影響，並沒有象上述因素那麼大。
究其影響，通脹率持續走高對香港本地的影響因人而異。對於大量港元資產的擁有者，美國減息使房價上漲對其當然是有利的。但從普通老百姓生活成本、企業的經營成本上升的角度來看，通脹是不利的。
此外，通脹是一個「劫貧濟富」的稅。由於富人資產更多，容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補償。而社會弱勢群體的工資議價能力有限，減工資往往是第一個，加工資往往是最後一個，加薪的幅度也非常有限。因而對這些低收入群體，實際收入水平會往下走，這將加劇社會矛盾。
對於中國內地，香港通脹升溫的影響有限。香港之於內地，有如月亮和地球的關系——地球對月亮的影響要遠大過月亮對地球的影響。
過去香港曾三度受到中國因素相當強勁的影響。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的時候，中國國內工資和香港工資的差距所帶來的工資的通縮，以及整體經濟——CPI的通縮，是內地對香港的一個重大沖擊。之後幾年，內地需求啟動，對香港經濟產生了一個拉動作用。尤其是內地游客的香港自由行，直接把內地旺盛的需求帶到了香港。第三輪大影響，便是大陸資金進入香港所帶來的貨幣環境和資產升值方面的影響。這三個是比較大的影響。至於通貨膨脹，我認為這是個比較長周期的開始。
*差餉是香港對房產物業征收的一種間接稅，由物業主或物業使用人繳付
**香港自1983年起實施聯系匯率制度，港元以7.80港元兌1美元的匯率與美元掛鉤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