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米爾恩(Richard Milne)、 安德魯•沃德( Andrew Ward) 2009-08-05
北歐區最大壽險公司首腦伊達爾•克羅伊策(Idar Kreutzer) 受美國某大型銀行高管之邀,最近在紐約進行一次簡談。談話很快發展成一場歷時兩小時、有關北歐商業模式與公司差異的探討。克羅伊策先生稱:“對北歐模式的關注與好奇令我吃驚。”克羅伊策先生是挪威保險公司Storebrand的首席執行官。
資本主義在瑞典、挪威、丹麥和芬蘭的實踐模式,被某些人視為當前經濟和金融危機中為數不多的贏家。從上一次應對銀行危機的反應,到提升女性在董事會的比例,北歐模式激發了全世界的好奇心,這與人們對上世紀80年代日本與60年代德國的資本主義潮流的好奇如出一轍。
正如那些體系要面臨功成身退後的挑戰,北歐模式亦如是。同時也存在這樣的疑問:將這一模式輸出到世界其他地區是否簡單易行。不過,新近任命愛立信(Ericsson)的思文凱(Carl-Henric Svanberg)為英國石油(BP)董事長,另兩位北歐商業領袖加盟大型英國公司,這些事實表明,人們對北歐資本主義及其商界領袖的尊崇與日俱增。
作為北歐區商界精英之一,另一位公司董事長級別的要員,曾在荷蘭皇家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和諾基亞(Nokia)任職的約瑪•奧利拉(Jorma Ollila)表示,這一模式為尋求自我重塑的全球體系提供了可能的出路。“什麼是資本主義的未來?答案不一而足,而北歐模式在處理這些問題時表現出色,”他說。“北歐模式有資格”成為最佳體系的競爭者。
北歐模式究竟代表什麼含義,這個問題存在爭議。但奧利拉先生提到一批來自該地區學者的分析,這些學者寫作了名為《北歐模式》(Nordic Model)一書。他們的論點是,接受全球化與強大的社會保障及公平主義相結合就是該地區資本主義的含義。
挪威歷史學家及前國家諾貝爾獎委員會(Nobel prize committee)主席法蘭西斯•塞哲斯特德(Francis Sejersted)談到,“民主資本主義”意為政治和公司決策中的高度平等和參與。
芬蘭另一公司巨擘——電梯製造商通力(Kone)的首席執行官馬蒂•阿拉胡赫塔(Matti Alahuhta)稱,北歐缺乏巨大的國內市場,使北歐對全球化的開放成為必須。“芬蘭是個彈丸之地。市場規模如此之小,認識到海外擴張的必要性,對我們來說並不十分困難。”
通力自身在亞洲和美國等市場的成長就很可觀,與諾基亞過去15年的做法極其相似。從SKF的軸承到Husqvarna的鏈鋸,整個區域內的其他集團也已成為全球霸主。
但北歐國家也充分認識到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並採取措施加以消弭。克羅伊策先生引用了“個人安全網”概念,他解釋道:“有必要提攜因公司或社會利益受到傷害的個人。”他提到,紙漿業工人面臨工廠倒閉,但他們有能力轉移到新技術行業去。
這背後蘊藏的是一種深刻的平等主義意識,尤其是在教育體系中。奧利拉先生把不存在社會階層作為一種因素,不同於英國或其他任何地方:“無論你的家庭背景如何,每個人都能得到良好教育。不在於現在你是誰,而在於你能做出怎樣的貢獻。”
這也延伸到董事會——得益於法律確定的女性市佔率,挪威的女性管理者比例全球最高,瑞士、芬蘭和丹麥這方面的得分也相當高。
而這種根深蒂固的平等主義也使北歐模式的輸出遭遇困境。阿拉胡赫塔先生解釋說,上世紀90年代,在通力的擴張過程中,在英國這樣的國家,說服雇員接受北歐公司無層級方式十分困難。“平等主義對我們至關重要。這種文化是通力的凝聚力所在,”他說。
高管薪酬體現了同樣的趨勢。出於工資收入高低差距增長不宜過大的考慮,多數北歐公司的高管薪酬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多家挪威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安妮•布萊貝(Anne Breiby)稱:“在絕大多數北歐國家,工資差距很小。大家在同樣的學校裏讀書。沒有真正的階級差別。”
據諮詢機構稱,該地區薪酬最高的瑞典經理人,收入只有德國同行的三分之一,而工資收入最低的挪威高管,標準的收入只有300萬挪威克朗(合48萬美元,29萬英鎊、34萬歐元)到400萬挪威克朗。
公司的無層級結構一直延伸到高層。克羅伊策先生解釋說,他的員工會“突然冒出來,敲我的房門”。他繼續說:“他們感到對公司負有責任。而我希望自己能得到未經修飾的真相。”
工人參與公司戰略是一個重要因素。由於強大的工會勢力,雇員在許多北歐公司擁有董事席位。而高管們表示,近年來,勞資關係日趨成熟,令公司能與員工合作,對公司進行重大改組。丹麥啤酒商嘉士伯(Carlsberg)的首席執行官韋耀國(Jorgen Buhl Rasmussen)表示:“我認為,如今雙方有更多的體諒:衝突的可能性更小,經營良好時增員固然簡單,經營困難需要向下調整也不困難。”
如果公司要求裁員30%,高管與員工將討論是砍掉相同比例的職位,還是將60%的工作改為半日半薪,布萊貝女士舉例說。她補充道:“在管理層和工人之間真正存在成熟的商榷。他們共同解決問題。”
瑞典皇家工學院(Sweden's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經濟學教授龐特思•布勞納希約姆(Pontus Braunerhjelm)指出,北歐公司的成功暗示,非正式的管理風格具有競爭優勢。但對諾基亞和愛立信這樣實現全球擴張的集團,不是人人喜歡這種北歐模式。“對誰負責,指令是什麼,目標是什麼,在這些方面,來自其他文化的人,有時會產感到無所適從,”他說。
一些批評質疑北歐資本主義是否像其擁躉者宣稱的那樣獨一無二,並指出,令該地區有別於其他經濟體的某些特徵正在逐漸消退。“北歐企業與歐洲其他地區並沒有那麼不同,”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主管弗瑞德里克•埃裏克森(Fredrick Erixon)表示。歐洲國際政治經濟中心是自由經濟智庫,總部設在斯德哥爾摩和布魯塞爾。“與任何其他地方一樣,它們受到同樣的力量驅動。”
事實上,某些北歐國家非但不是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其模式,反而在努力審視自身經濟並注入盎格魯-撒克遜體系的基本元素。例如,在瑞典,自2006年執政的中右翼政府,下令降低國家的稅負——為歐洲最高稅負之一——並使勞動力市場更為靈活。
從歷史的角度看,該地區一直依賴大型公司,在催生小型公司企業方面則較為薄弱——這對創造就業是個缺點。作為北歐資本主義支柱的慷慨的社會福利網路,同時面臨不斷增長的人口老齡化的壓力,而令基於全民公決的體系成為可能的文化同一性,隨著移民的不斷增加而變得不確定。“北歐模式無疑存在弱點,它們將經受全球化的‘壓力測試',”布勞納希約姆表示。
經濟資料顯示,迄今為止,與美國和英國相比,北歐國家在當前經濟走弱期間的表現喜憂參半。與別處的競爭對手一樣,北歐製造商急劇裁員,推動瑞典和芬蘭的失業率超過9%。經濟學家預測,明天發佈國家第二季度資料時,瑞典經濟將比去年同期收縮6%,與上周英國公佈的5.6%難分伯仲。
但儘管該地區未能倖免於危機之外,北歐國家走出經濟困境的反彈強度是創紀錄的。瑞典通過強化資本調整和國有化的結合,曾被奉為成功應對上世紀90年代初地區金融危機的典範。
給陷於困境的巴爾幹國家的大量貸款,令瑞典銀行面臨層出不窮的壞賬,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它們取得的成功。但奧利拉先生表示,北歐國家上世紀90年代應對危機的經驗仍值得借鑒。政治家沒有採取保護主義而是做出大膽決策:瑞典和芬蘭在深陷經濟下滑泥沼的情況下,申請歐盟成員資格。
奧利拉先生稱,他希望當今的政策制定者也能採取無私手段:“這將是我對歐洲一系列期待中的重中之重。你不是著眼於自身的良好表現,而是著眼於整個世界的福祉。”
在當今危機中,這種開放手段尤其值得推薦。然而,儘管審視北歐模式,對於像美國銀行家這樣的外國人可能是件有趣的事,但仿效起來顯然是困難的。一位元重要的北歐商務人士表示,該地區的資本主義是無法輸出的,因為它們是根植於所有這些國家的傳統中的:“你在談論有著良好的教育體系的、小型的平等主義國家。這很難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實行。因此你可以欣賞它,但要複製它卻是相當棘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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