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雜誌 2007/12/10
一個人口僅有一百三十萬人、還不及台中縣的迷你濱海小國，去年的經濟成長卻超越中國、國民所得也逐漸追上台灣。
小，是愛沙尼亞的劣勢與優勢。
歷史的悲情、地理的限制，卻都成為她化劣勢為優勢的助力。
遙遠的愛沙尼亞，十一月早晨。
首都塔林的舊城已斑駁了五世紀，紅色圓頂的古城門藤葛垂垂、鵝卵小路曾響起入侵者脆亮的馬蹄聲。駛離這中古小城，往西南方緩行二十分鐘，就抵達顛覆二十一世紀電信業、網路電話Skype的誕生地。
後腳還是百年歐洲歷史，前腳就闖進現代網路科技。
塔林市區Skype三層樓半的現代辦公室裡，早上九點還暗暗的，三五成群的男女工程師開著小燈安靜工作。桌上沒有電話機，天花板上吊著鱷魚氣球，休息區有撞球檯、芬蘭浴，開會地方紅色的背景活像個小劇場。
即使被eBay以天價二十六億美元收購、全球用戶高達兩億四千六百萬人，國際知名的Skype，仍將研發留在名不見經傳的塔林。
「寫出Skype程式的是愛沙尼亞人、品管各種Skype產品的也是愛沙尼亞人，技術都在這裡，」Skype發言人阿拉克（V. Arak）低調中帶著一絲自豪。
當愛沙尼亞急著尋找小國新道路，Skype是最醒目的路標：集中國力，發展知識密集產業。
塔林，是Skype的大腦、Skype全球最大的辦公室。三百多名愛沙尼亞工程師在這裡低頭默默開發下一個殺手級應用。
訪客到達當天，Skype已準備好與和記電訊（Hutchison Whampoa）在英國、香港等八個國家推出Skype手機。很難想像，這支有兩百萬畫素鏡頭、MP3 player、Skype按鍵、由中國夏新電子代工製造的Skype手機，背後功臣竟是一張張陌生、沉靜、年輕的愛沙尼亞臉孔。
小國大翻身
不知不覺中，在全球化的舞台上，愛沙尼亞後發先至，扮演起「創新」的要角。
蘇聯高壓統治半世紀後，波羅的海三小國轉身跳入自由市場經濟。短短十六年，鹹魚大翻身，一躍成為歐洲最耀眼的新星。
歐洲人甚至為波羅的海三小國取了新名字：波羅的海三小虎（Baltic Tigers）。
數字會說話。波羅的海三小虎的經濟成長，是近年全歐洲最快的。
三小虎中，愛沙尼亞改革最銳、進步最猛。今年，根據ＩＭＦ統計，愛沙尼亞人均ＧＤＰ（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達二萬一千元美元，在三小虎中最高。在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發表的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上，愛沙尼亞去年排名第二十五，緊追南韓；今年排名第二十七，依舊領先中國、東歐、中東等新興國家。
在經商環境、經濟自由度、與全球化指數各項評比中，愛沙尼亞甚至遙遙領先台灣。英國ＢＢＣ就以「網路革命先鋒」形容愛沙尼亞。當台北還以數位城市自豪，今年春天，愛沙尼亞國會大選已舉辦網路投票，成為世界第一個網路投票的國家。
即使愛沙尼亞經濟即將趨緩，也是健康的「軟著陸」。愛沙尼亞央行將明年經濟成長預測從八．四％調降至七．三％，對過熱的經濟、飆漲的房價，適時踩煞車減速。
這個從中世紀就輪番遭丹麥、瑞典、德國、帝俄殖民的悲情小國，為什麼一獨立就能高視闊步？
一個人口僅有一百三十萬人、還不及台中縣的迷你濱海小國，為什麼一成長就能躋身先進國家之列？
小，是愛沙尼亞的劣勢與優勢。
愛沙尼亞、拉托維亞、立陶宛，三小國加起來人口不過七百萬人，人口不到台灣三分之一，面積約五個台灣大。三國國民生產毛額（ＧＤＰ）加總約一○二二億美元，不及台灣三分之一、還佔不到歐元區的百分之一。放在全球版圖上，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經濟規模不過是滄海一粟。
但，正是因為小，愛沙尼亞可以快，可以成為施政、科技、商業的創新輻輳點。愛沙尼亞有三快：政策改革快、企業創新快、人民改變快。
小國改革快
「快，是我們最大的長處，」愛沙尼亞企業協會（隸屬愛國經濟部，為官方外貿投資機構）局長馬海克．馬基（Marek Magi）沉思了一會說。
愛沙尼亞前任總統梅里（Lennart Meri），是位作家、劇作家兼電影導演。他在位十年，以動人的演講，鼓舞人心士氣，領導愛沙尼亞大轉彎。他曾說，大國改革就像大郵輪轉彎，慢又難；小國改革卻像獨木舟轉彎，快又簡單；錯了就調頭，失敗風險低。
正是因為不怕失敗、不怕失去的心理，讓愛沙尼亞的改革小艇快速前進。
九○年代，愛沙尼亞政府閃電推動一連串財政改革，以固定匯率化解獨立初年的通膨危機、以單一稅制吸引國際投資人，為經濟政策定調。
七年前，愛沙尼亞更將企業所得稅降至○％、個人所得稅降至二二％，北歐資金開始跨海蜂擁而至。三年前，波羅的海三小國加入歐盟，一舉排除關稅、配額等貿易壁壘，搭上北歐經濟圈的成長列車。
加入歐盟後第一年，愛沙尼亞就成為歐盟新會員國十國中、人均外人直接投資最高的國家，勝過台商青睞的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各國。
北歐是「好鄰居」
北歐，拉了愛沙尼亞一大把。
去年，愛沙尼亞外人直接投資金額一一八○億歐元，芬蘭與瑞典兩國就佔了六五％以上。
鏡頭轉到塔林市郊。只要把路標上的愛沙尼亞文換成英文，整齊劃一的街道、線條俐落的加油站、辦公樓，直如美國小鎮的翻版。
隱身塔林十分鐘車程市郊的，還有歐洲最大電子製造服務（ＥＭＳ）公司、去年營收四十三億歐元的Elcoteq。平矮乾淨的工廠內，中年容貌的愛沙尼亞員工正低頭檢查電路板。不難理解，Elcoteq塔林廠最大的客戶，就是芬蘭的諾基亞與瑞典的易利信。
至今，塔林廠仍是Elcoteq全球十六個營運國家、十一個工廠中，最大的製造基地。塔林工廠總經理海基．馬基（Heikki Maki）辦公桌上，還散落著許多易利信高階經理人的名片。
「地理之便，工資便宜，加上低稅負的誘因，都是塔林廠起步的助力，」總經理馬基說，他自己就是全家移居塔林的芬蘭人。現在為了工作，他往返中國、印度、愛沙尼亞，都比回芬蘭故鄉還頻繁。
重商主義、與北歐的經濟整合，讓愛沙尼亞在國家發展的道路上，快步走出前蘇聯的歷史陰影，迅速從左轉到右。
北方隔海的芬蘭，是愛沙尼亞高舉的鏡子、學習全球化的捷徑。愛沙尼亞前總統梅里說過一句話，深深烙印在愛沙尼亞的國家心靈——「尋找愛沙尼亞的諾基亞」（finding the Estonian Nokia）。
「如果說蘇聯教我們如何不做事，芬蘭就教我們如何做事，」愛沙尼亞企業協會局長馬基比喻，同屬芬烏語系、語言文化互通的芬蘭，就是愛沙尼亞的親大哥。
從芬蘭的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到平等文化，愛沙尼亞無不耳濡目染。
小國創新快 小與年輕，也讓愛沙尼亞的產業，創新活泉不斷。
十六年前獨立時，愛沙尼亞有一半居民沒有電話線；十六年後，這個前共產小國手機滲透率已高達一二三％。人人用手機付停車費、公車票，人人都用網路銀行轉帳、繳稅。十六年內，愛沙尼亞私人企業數目，也從零激增到近四萬。
最旺盛的創新活力，來自資訊科技、生技醫療兩個高知識密集產業。
愛沙尼亞第一家遠距醫療器材、英國健保官方伙伴多可博（Docobo）溫暖典雅的辦公室，讓人眼睛一亮。小巧會客室裡，淺綠色牆上掛著四張醫療器材證書，書架旁的白海報上則寫滿新點子，大至風力發電的能源儲存設備、小到家中用電量檢測器，都是多可博五位核心幹部腦力激盪的結晶。
四十三歲、棕髮藍眼的多可博CEO瑞薩路（A. Reinsalu）手中拿著一部可以測量脈搏、心電圖、血壓的電子測量儀器。透過這部醫療電子儀器，病人可以在家自我檢測，健康資訊會自動回傳到醫院，醫生也能回傳建議。
這個每月要價四十五歐元的居家照護服務「doc@Home」，在英國已有數千名使用者。
迷你小國能輸出醫療服務，正是愛沙尼亞小公司創新的例證。
「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唯一擁有的，就是腦力，」瑞薩路解釋，創新，就是小國最大的競爭籌碼。
十九歲開始起就必須自食其力、為了工作輟學的瑞薩路，來自愛沙尼亞中部小鎮，父親是卡車司機、母親是烘焙師傅。貧困的出身，讓他練就低成本、高效率的做事方式。
蕞爾小國既無充足的天然資源，也沒有廣大的內需市場。天生逆境，反而激發愛沙尼亞人的求生智慧。
愛沙尼亞民間故事中，主角永遠不是寶劍屠龍的勇猛騎士，而是與巨人老尼克合作、坐在巨人頭頂上進入天堂的聰慧主角。就像不用蠻力、只用腦力的民間故事主角，愛沙尼亞企業一開始就懂得借力使力，站在巨人肩膀上創新。
多可博遠距醫療服務，就是多國團隊合作的創新成果：由愛沙尼亞多可博一百人的團隊負責開發軟體，瑞典伙伴負責品質管控、醫療倫理管理，英國伙伴負責商業化與硬體製造。靠著愛沙尼亞塔圖大學附設醫院的關係網路，多可博的臨床測試也遍及英國、愛沙尼亞、德國、芬蘭、葡萄牙五國。
「我不能研發、行銷、生產樣樣做，那太貴了！」瑞薩路說，因為小，就必須運用外部學術資源，並瞄準海外市場。
愛沙尼亞行動服務瑞吉歐（Regio），是另一家站在巨人肩膀上快速創新的小企業。
從十八歲就幫當地理教授的父親繪製地圖、標示地名的瑞吉歐ＣＥＯ加戈馬基（T. Jagomagi），二十四歲就接手父親的地圖公司，將地圖運用數位化，提供數位地理資訊與定位服務（ＬＢＳ，Location-based service）。
聚焦國內，愛沙尼亞人只要在手機上開啟「FriendFinder」服務，就能透過瑞吉歐尋找自己所在附近，是否有手機名單上的朋友。放眼國際，從墨西哥的民間物流車隊到愛沙尼亞的郵差、從沙烏地阿拉伯大亨到印度平民，都是它的客戶。它的服務已經銷售到全球一一七個國家、登記使用人數超過一億。
而瑞吉歐不過是年營收四千四百萬歐元、八十人的小企業。去年，瑞吉歐剛贏得愛沙尼亞政府頒發的「最佳國際企業」大獎。愛沙尼亞企業協會刊物描述瑞吉歐是「征服東半球」的愛沙尼亞驕傲。
「我們能結合地圖繪製與軟體人才，這不是任何一家電信大廠的核心競爭優勢，」加戈馬基說話溫煦卻堅定。助瑞吉歐一臂之力的巨人，是瑞典易利信。七年前，當易利信開始在愛沙尼亞開發手機定位服務時，瑞吉歐就與易利信合作。現在，瑞吉歐仍有三成營收來自易利信。
小企業得以快速創新，是歷史偶然、與決策者智慧交互作用的結果。
「獨立時的產業空窗期，我們就引進最先進的網路服務與數位化設備，」多可博CEO瑞薩路說，不像英國電信資訊業者有固定資產的包袱，百廢待舉的愛沙尼亞，一開始就採用最新科技。
「我們並不高人一等（superior），但我們很特別（special），」身兼愛沙尼亞國家科學委員會委員的加戈馬基，既謙虛又自信。
大破大立 急切心慌
三十八歲的加戈馬基下巴上還有一道傷痕，是他參加滑雪馬拉松、還連續熬夜工作三天後出車禍留下的疤痕。他像極了拚命工作的台灣人。「當次子在醫院出生，我還在開會，我接了太太電話後就馬上掛斷、繼續開會，」他回憶。
為什麼愛沙尼亞人這麼努力？
在蘇聯統治下度過童年的Skype發言人阿拉克認為，半世紀的蘇聯統治、五十年的孤立落後，只加強了愛沙尼亞人大破大立的動機與企圖。走出歷史餘燼的愛沙尼亞青壯一代，自然有迎頭趕上世界的迫切感。「我們迫不及待要追上這世界，」阿拉克直言，深為小國情結所苦的愛沙尼亞人，其實心態改變最快、最急著向世界證明自己。
塔林雷迪森飯店大廳，西裝筆挺、提著公事包的經理人，川流不息，推得飯店旋轉門沒一刻停歇。做視網膜疾病基因檢測的Asper生技公司前CEO凱斯克（I. Kask），一襲亞曼尼時髦西裝、豐腴的臉頰上架著一副亞曼尼眼鏡，剛從飯店樓上的科技基金研討會下樓。與訪客一見面他就從名片夾裡掏出四張名片，全都是生技公司，名片上凱斯克都掛著「創辦人」或「商業策略顧問」的職銜。而待會要見面的義大利商人已經等在大廳門口。
「不怕問題太多，只怕機會太少，」二十八歲的凱斯克急急地說。
曾是中世紀漢撒貿易同盟（Hanseatic League）一員的愛沙尼亞，自古就富於創業冒險精神。
美國小說家海明威曾說，在世界上每一個港口，至少能找到一個愛沙尼亞人。
時鐘撥到晚間七點半。塔林華燈初上、夜色正美。飯店對街的玻璃摩天大廈十二樓，波羅的海私募基金（BaltCap）三十歲的財務長柯達（M. Kodar），還坐在電腦螢幕前研究下一宗投資案。他大學一畢業就進入這家私募基金，從文書工作幹起，七年下來，他已是這家握有五千萬歐元、波羅的海第一家私募基金的財務長，月薪約二十一萬台幣。
「我們追求的，就是一個更平等、更富裕的生活，」柯達笑著說，小時候只能吃到一種起士，現在，他走到超市琳瑯滿目的起士冷藏櫃，還會洋溢著幸福感。
塔林港邊，波羅的海寒風凜冽，輪船穿梭如織。古城教堂鐘聲還未響起，輪船已鳴起啟航的汽笛。
搭著政策改革、產業創新的順風，加上積極擁抱改變的人民做舵手，愛沙尼亞這個小國，正航向更寬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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