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怎麼就不賠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普倫德(John Plender)
2007年12月17日 星期一
面對市場沖擊，金融機構的反應素以羊群效應著稱。這種行為的出現，受到復雜但有缺陷的風險管理模型的驅動。這些模型認為，個體機構與其它市場參與者之間幾乎沒有互動。不過，盡管存在這種趨同沖動，在此次信貸市場危機中，銀行的風險管理表現絕不能用羊群效應來描述。結果的全然不同十分惹人注目。
在一個極端，高盛(Goldman Sachs)表現卓越——發布的收益數據節節攀升，抵押貸款空頭頭寸的巨額利潤抵消了次級抵押貸款市場投資損失。而在另一個極端，美林(Merrill Lynch)和花旗集團(Citigroup)減記了巨額美元資產，並失去了首席執行官。如何解釋這種差異呢？
主要原因在於文化。直到最近，高盛一直是合伙制——這是人們發明的最好的風險控制機制之一。合伙制要求對共同利益進行高度的互相監督。盡管高盛已成為上市公司，但這種文化仍然得以保持。從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上月在沃頓金融會議上的講話中，顯然可以看出這點。
他解釋道，公司不僅堅持市價結算原則，還非常強調確保經常就風險問題與高級管理層溝通，「更多關注」潛在問題風險，挑戰「企業集團領袖應就影響整個公司的風險做出獨立決策」的理念。通過眾多管理委員會對風險做出全面評估，該公司成立了嚴格的問責制。
最重要的是，高盛將與業務經營人士相同的地位、名譽和回報，給予參與控制職能的人。該公司不斷將人力資本在風險控制與業務運作之間反復輪換。
不妨將高盛與其它任何一家大型銀行做一下對比。在那些大型銀行，風險管理常常淪為純粹的合規行為。在這樣一種文化中，交易員總會找到繞開規定的辦法。如果延遲的時間不夠長，就給與那些銀行主管獎金及其它獎勵，那你就陷入一個過山車式的循環：回報率不斷增長之後，總是伴隨著慘重的損失。
這與董事會結構也不無關系。在美國的治理模式下，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的職位往往沒有分離，而董事會的主要成員是非執行董事，他們通常缺乏風險方面的專業知識。在最近一輪信貸周期中，這些非執行董事允許整個銀行業體系的風險大幅上升。他們還批准了首席執行官們的薪酬待遇，其中包括失敗獎勵，這鼓勵了風險的上升。
花旗集團前高管皮特•哈恩(Pete Hahn)目前是倫敦卡斯商學院(Cass Business School)教師。他提出，銀行董事會常常太像退休俱樂部。他的說法有一定道理。在去年底，除了首席執行官斯坦•奧尼爾(Stan O'Neal)以外，美林的12名董事中只有3名年齡在60歲以下。盡管美林的董事會成員頗為著名，但他們幾乎沒有對銀行業和風險具備全面的專業知識。
相比之下，高盛的董事會除布蘭克費恩以外，還有另外兩名執行董事，以及該公司前高級合伙人斯蒂芬•弗裡德曼(Stephen Friedman)。因此，高盛董事會有一個專注於風險規則的核心小組。高盛的董事總經理中還包括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行長傑拉德•科裡根(Gerald Corrigan)，外界認為他是金融危機方面的卓越專家。
如果你認為在愈演愈烈的信貸危機中，高盛必然不會受到不安情緒的影響，這種想法是愚蠢的。高盛自己的對沖基金就存在問題。但是，高盛確實與Knight Vinke等股東維權者目前抨擊的「大型銀行」模式存在顯著不同。高盛以批發為主的業務活動存在多樣性。不過，雖然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但它們也帶來了真正的協同效應。
顯然，銀行治理亟需反思。由於其與眾不同的模式，高盛為人們的思考提供了有趣的素材。
約翰•普倫德是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Quintain的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