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共同體是夢想嗎？

2009-12-15
日本首相鳩山上任伊始，便提出了建立亞洲共同體的構想。這是亞洲首次有國家領袖級人士，倡議建立歐盟那樣的經濟共同體、政治邦聯。過去的APEC，屬於跨洲政治論壇，ASEAN則是地域政治下的產物。新近崛起的6+3，帶有經濟合作的性質，但是以論壇式對話為主，並非構造於國家之上的新的行政執行機構。亞洲共同體是一個全新的構思，如果成功可能對亞洲以至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生態帶來巨大的影響。
從日本到中國、從韓國到印尼，構想中的亞洲共同體擁有超過世界半數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這個區域在過去二十年的平均經濟增長接近7％，為世界平均水準的一倍。它在全世界的製造業中具有壟斷地位。高儲蓄、高貿易順差之下，外匯儲備占世界總額九成，乃全球資金的主要提供者之一。當美國陷入債務陷阱、美元貶值，歐洲受累於缺乏彈性和活力的社會、經濟時，亞洲正在成為全球經濟最重要的增長源。
然而在短期，筆者對亞洲共同體並不看好。
首先，歷史是亞洲走向共治的最大障礙。亞洲並未像歐洲那樣，放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包袱。日本提出亞洲共同體，令人們聯想起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中、韓對日本的反感，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新、馬、印尼之間的糾紛，均阻礙了亞洲共同體的快速推進。何況，亞洲文化、宗教、歷史的差異遠大過歐洲，人民之間的認同性、趨同性比較薄弱。
其次，美國一定居中破壞。美國經濟已不復上世紀50－60年代那種繁榮和自信，而且背負著巨額的主要借自亞洲的債務。亞洲的崛起對美國經濟構成威脅，亞洲分散投資風險對美元構成威脅。可以想像，美國會或明或暗地干擾，阻撓亞洲共同體的誕生，，阻撓亞洲以一個思維、一個聲音來一致行動。美國仍是世界第一強國，是亞洲出口的最大市場，是不少亞洲國家的軍事保護者，它的影響力不容低估。
再者，亞洲缺少具有公信力、前瞻性和承擔意識的區域領袖。日本是經濟強國，可是在國際舞臺上卻始終是政治侏儒，它的影響力多限於資金貢獻，領導能力、斡旋能力、執行能力均有限。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以韜光養晦為主，在國際舞臺上多為被動者、聽眾。李光耀也許算得上是一位智者、戰略家，但是新加坡太小，李已屆八十七歲高齡。推動亞洲共同體，必須是具有大智慧、願意安撫、善於周旋的大國領袖。必須有個人的承擔，必要時甚至願意犧牲短期利益、民族利益，來成就長期利益、區域利益，眼下筆者還看不到這樣的人選。
儘管建立亞洲共同體，註定會困難重重，但是並非不可能。亞洲今天有一個共同的敵人─美元。美國政府的巨額國債及聯儲的天量貨幣擴張，使亞洲國家意識到它們接近四兆美元的外匯儲備可能不斷縮水，尋找可以部分替代美元作為財富儲備載體的新貨幣，便提上了所有國家的議事日程。日本和中國雖然貴為世界第二、三大經濟體，它們的貨幣卻受到自身條件和監管的制約，無法單獨與美元、歐元分庭抗禮。亞洲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貨幣，只有合作此事才有一線希望。
亞洲區的經濟實力在過去十年急增，至2020年區內GDP可以超過美國和歐洲排名世界之首。然而經濟上的成就並未轉換成全球政治影響力，從貿易保護主義到環境保護措施，亞洲基本上都處在被動地位，甚至捱打。沒有區域的一致行動，亞洲永遠無法在地緣政治和全球政策上適當地保護自己，更無法將自己的理念變成世界的行動綱領。
再者，隨著中國、印度的崛起，區域內合作變得十分重要。亞洲目前沒有明顯的、公認的盟主，但是區域合作、融合需要機構的推動，國與國之間的糾紛也需要得到公正的仲裁與和平的解決，許多跨境基礎設施專案更需要機構來實施。
亞洲共同體能否成事，取決於中國。中國的經濟實力是區內最強的（據IMF的平價購買力計算，中國經濟現在幾乎是日本的一倍）。中國的增長潛力，早已得到區內的公認，本世紀初盛行的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也已基本消失。中國經濟在逐步由出口型向內需拉動型轉移，中國市場吸引著區內所有國家的注意，相應地增加了中國的話事權和影響力。人民幣的匯率前景，現在被一致看好，並貨幣在逐步加大區域內的流通，這將是亞元的一塊重要基石。
亞洲共同體的最大障礙，是中日之間的猜忌，這裏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彼此間的競爭。倡議由日本提出，加大了為中方接受的難度。同時今天的國際政治環境，與歐洲共同體起步的50年代不同。如今沒有冷戰的威脅，美國的角色也大不相同。
筆者認為，建立一個疏鬆的跨國協調機構，有利於亞洲經濟的發展與融合，有利於提高亞洲整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發言權，有利於穩定和發展區域內金融、貨幣體系。但是做成這件事需要政治家的大智慧，需要打破歷史的、國家的籓籬。亞洲共同體成事有六成機會，不過需要時間。
本文原載于臺灣財富月刊，為個人觀點，並非任何勸誘或投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