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準確的預測來自多看多走多想

2008-01-15
他一年有超過7個月的時間在世界各地拜訪客戶、實地調研或參加各種會議，在漫長的旅途中，他用筆寫下大量所思所想。本篇採訪的一半內容，即是陶冬在車上所寫並傳真過來，隨後再通過電話補充。
陶冬說，準確的經濟預測，來自於“多看、多走、多想”。不光與政府官員、企業高管保持密切聯繫，他還廣泛接觸“市販走卒、家庭主婦”，陶冬認為，“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就是經濟生活中的大問題。”
陶冬在財經媒體上所開的專欄，忠實讀者甚多；他的觀點，對市場影響力甚大，CCTV2的《證券時間》每週一早上都要介紹他對未來一周的經濟預測。作為投行的經濟學家，他對市場有高度的敏感，“投行經濟學家只有一個存在的理由，那就是替客戶賺錢。”
不過他也強調，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必須心想社會”。
陶冬說話語調平緩，平時不苟言笑。當他與謝國忠在同一論壇演講時，往往會出現冰與火的感覺，兩人都極富感染力，讓聽眾如癡如醉。謝國忠是語速趕不上思維的速度，聽眾又跟不上他思維的跳躍，大量洶湧而至的資訊和觀點簇擁著聽眾往前。
而陶冬同樣出口成章，不過大量的資料和模型已精巧地鑲嵌在其觀點當中，他的演講極富邏輯感，修辭冷峻，發人深思。他聲音不大，說到精彩處，才略有手勢配合。聽眾往往感覺到冰山前的壓力，浮出水面的部分撲面而來，水面下更是深不見底，會不由自主地跟隨他的思維前行。
因為陶冬知道，“你有再好的想法，也必須想辦法讓聽眾聽到，聽進去，半年以後還記得。所以我們的故事不僅要觀點準確，還要包裝得好。”

《第一財經日報》：今年以來，宏觀經濟成為國民爭相討論的熱門話題，老百姓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注從GDP到CPI，到糧食和豬肉價格，到央行加息和上調準備金率等專業性詞語。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您怎麼看這樣的變化？
陶冬：經濟學本身就是一個關於國計民生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是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題目。我不覺得老百姓對宏觀經濟的關注是今年才開始的。相反，中國老百姓對經濟的關心程度，比美國、德國、巴西的普通百姓更甚。我想世界上很少有國家（包括過去和現在），像中國的國人這樣關心GDP的。
2007年的一個特點是：宏觀形勢變得與我們更貼近了，與我們的切身利益更相關了，宏觀經濟不再僅僅是GDP和五年計劃，而是通貨膨脹、加息、股市、樓市。

《第一財經日報》：作為經濟學家，如何才能做到預測準確？有哪些基本要求？除了預測，經濟學家還應該更關注什麼？
陶冬：世界上沒有準確預測的靈丹妙藥。預測有對有錯是自然的，難以避免的。不過預測成功的概率與你所下的功夫有關係。要多看多走多想，不僅要與政府官員們見面，更要和企業家多聊，與市販走卒多聊，與家庭主婦多聊。許多時候，他們所關注的問題，就是經濟生活中的大問題。
我今年在通貨膨脹預測上就是這麼做的。沒有聽政府講的，多聽農民、主婦講的。我們從年初就預言中國通脹到2008年中達到6.5%甚至8%。這個在當時是聳人聽聞的，也不為政府所接受。結果6.5%的目標提早8個月就實現了。

《第一財經日報》：如果在某個預測上，您與其他學者的預測差別較大，您會怎麼做？
陶冬：如果我發現自己的預測與其他人很不相同的話，我會重新審核一遍自己的假設、推理和模型。假如結果還是很與眾不同，就會訂上機票，搞一場全球路演，讓所有人都知道我為什麼與眾不同。市場不需要又一個和別人差不多的預測。一個深思熟慮的，與眾不同的預測，就有價值。如果這個預測在市場上可操作，並能為客戶賺到錢，客戶一定喜歡你。我認為好的研究必需具備三個特徵，１）前瞻性，２）可操作性，３）與眾不同。我們的聽眾不是經濟學家，預測中你是3.5%，我是3.7%，這對經濟學家來講可能挺重要，對一般聽眾則並不重要。可能他剛一出門，就不記得你的是3.5%，還是3.7%。但是如果你說7.3%，很與眾不同，又有一個故事，他就記得了。

《第一財經日報》：作為投行的經濟學家（即市場經濟學家，賣方經濟學家），您有什麼樣的體會？與學院派經濟學家，您認為有哪些差異點？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陶冬：投行經濟學家只有一個存在的理由，那就是替客戶賺錢。這就決定了我們的研究必須與市場需要結合，必須可操作，而且研究推出也要講究時機。我們工作的性質決定了我們的研究重點，更多是中、短期的。這可能是與學院派經濟學家的差別。
投行經濟學家的另一個特點是，講的觀點必須吸引人的注意。我們的客戶可能一天見4-5個人，觀點不鮮明，沒有可操作性，很難吸引他的注意力，吸引不到注意力，他就記不住你。所以我們的故事不僅要觀點準確，還要包裝得好。不過一個真正好的經濟學家，他心裏必須想著社會，為社會做出貢獻。

《第一財經日報》：您平時的工作模式是怎樣的？如何分配時間？研究、參加會議、拜訪客戶，分別會占怎樣的權重？您最密集的時候，一個月能飛多少個國家？
陶冬：我大約有60%的時間在外旅行，見基金經理、企業高管、政府官員，足跡遍及亞、歐、美大陸。近幾年還得去南非、巴西、澳大利亞。最多的時候一個星期走7-8個國家十多個城市。最密集的一天有12個會（每個會大約一個小時），包括一個早餐會，兩個午餐會，兩個晚餐會（回到酒店裏肚子卻是餓的——餐會上，別人在吃我卻在講）。
曾經有一次，早餐在波士頓，之後在紐約見兩個客戶，然後在芝加哥開兩個會，晚上到丹佛時已經是夜裏11點（波士頓時間淩晨兩點）。進入酒店房間後的第一件事是，打開電腦，與客戶交流。今天見到你的客戶知道你在外面出差，沒見到你的以為你在辦公室，希望你立刻回覆他們。當分析師一身光鮮，出入於高級酒店和餐館之中，周旋在高官名人之間，高談闊論，左右顧盼，其實十分辛苦。

《第一財經日報》：明年的經濟熱點問題，會有哪些？對這些問題，您的初步的判斷是什麼？
陶冬：對於明年的經濟熱點，我認為有三個：通貨膨脹會不會居高不下；房地產調整持續多久；美國會不會進入衰退。我認為通脹下不來，房地產調整長不了，美國經濟肯定放緩但是否進入衰退，則很難講。再有一點，我認為全球農產品價格還得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