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走下坡路

作者：Pequot Capital Management首席投資策略師拜倫•韋恩(Byron Wien)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08年8月14日
我在似乎充滿了無窮機遇的美國長大，美國年輕人為何逐漸失去了樂觀主義精神讓我感到沮喪。要了解我們是如何走到這個地步的，回到1933年或許會有所幫助。那一年，美國陷入了嚴重衰退，希特勒在德國上台。數以千計的歐洲知識分子、猶太人以及其他人士離開了歐洲，來到美國，大幅增強了美國的科學實力。1939年二戰爆發，此後6年，歐洲被夷為平地，亞洲工業城市遭到大肆破壞。為了抗戰，美國大陸增強了自己的制造產能，並且在沖突期間沒有遭到過敵方的轟炸。
1945年，美國無疑是全球的軍事、經濟和政治領袖。美國的大學卓越不凡，30年代歐洲移民的到來豐富了其文化生活。這種領袖地位持續了35年，直到1980年。前蘇聯在1957年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旅伴號(Sputnik)，震動了美國，因為它當時並沒有重視前蘇聯的科學實力。接下來的10年，美國致力於人類登月計劃。政府增加了太空研究資金，最終實現了登月目標。
我們的太空研究促成了矽谷的崛起，源自衛星計劃產品的技術創新增強了美國的工業實力。不過，到了1980年，在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推動下，歐洲重新站穩了腳跟，而日本的汽車和電子工業發展勢頭也頗為強勁。我們認為自己的領導地位是理所當然的，因而忽視了這種轉變，並且變得自鳴得意。
當共產主義在前蘇聯失敗、中國領袖毛澤東去世、中國和印度的改革開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作用時，我們的問題變得愈加嚴重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的紡織、服裝及鞋品製造流向了拉美和亞洲。到1990年，許多原來在美國制造的產品都已經在國外生產。此外，外國的汽車制造商奪走了底特律的市場份額，我們也變得更加依賴進口石油。
對於共產主義的終結，我們的第一反應是歡欣鼓舞，因為資本主義勝利了。我們談到30億新顧客，卻沒有意識到其中許多人也會變成我們的競爭對手。我們開始將自己視為服務型經濟體，卻沒有意識到服務並不適合出口。過去20年，我們的國際收支逆差已擴大到國內生產總值的6%，將我們的貨幣置於險境，因為我們的低儲蓄率要求我們通過從國外借款來彌補差額。
我們感到債務負擔如此沉重的原因之一是，為經濟增長提供資金所需的貸款在穩步增加。上世紀50年代，每增加1美元負債，美國經濟可增長73美分。60年代為65美分。到80年代僅為34美分，而進入本世紀迄今，這個數字僅為不足20美分。
我們都知道一個可悲的事實：我們的數學和科學水平下降了。4年級時，美國孩子幾乎是世界第一；到8年級時，他們與世界其它地方的孩子基本持平；而到12年級，他們則遠遠落後。如果你走過我們各大科技大學的實驗室，你會看見許多亞洲面孔。他們當中有些是在這裡長大的美國人，但許多是外國學生。過去，多數外國學生都會留下，享受開放社會的好處，而現在許多學生都會回國。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許多外國學生都很難獲得簽證，而現在他們的祖國又存在大量機遇。今天，美國只在五個產品領域占據領先地位：計算機硬軟體、生物技術、航空和娛樂。這不足以向一個有3億人口的國家提供工作機會。
美國的衰退醞釀已久，即使這種趨勢能夠被徹底扭轉，也不會很快。要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下一任總統擁有傑出的領導才能，因為美國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得到改善前會進一步惡化。
要想開始扭轉衰退趨勢，我們需要投入巨資，開展一個類似於登月的計劃，將礦物燃料轉變為替代能源。我們需要為技術創新和生物技術提供研究資金，其中包括干細胞研究。我們需要主要依靠核燃料來發電。我們需要將基礎設施帶入21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