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不安：全球經濟十年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 艾倫•貝蒂 倫敦報導 2009-12-30
十年前，人們最擔心的是流氓技術會讓世界經濟損失殆半。而今，當企業與工人在這十年臨近尾聲之際苦苦掙扎的時候，與實際發生的一切相比，對千年蟲毫無根據的恐懼看上去幾乎有些離奇。事實證明，造成災難的不是電腦故障，而是銀行家。而這場由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動盪，不會像對於千年蟲(Y2K)的擔憂那樣迅速消散。
某種程度上講，每個十年都是由之前十年所定義和塑造的。上世紀90年代是全球化的第二個黃金時代，有些類似19世紀80年代。互聯網形式的新技術，以及數十個共產主義國家加入資本主義陣營，引令全球市場融為一體。
在經受了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這樣的衝擊之後，人們信心高漲。全球經濟進入了一個所謂的“大緩和”時期(Great Moderation)。正如瑞銀(UBS)資深經濟顧問喬治•瑪格納斯(George Magnus)所言：“你能想到的幾乎所有經濟變數的波動性都已經消失。”他表示，當時給人的感覺，就好像富裕經濟體能以5%的名義增長率永遠增長下去。瑪格納斯表示，在這個十年之初，“政策制定者通常的想法是：‘繼續向前、繼續向上、繼續全球化進程'。”
他們幾乎立刻遭遇了一場打擊，那就是科技泡沫的破滅，進入2000年還不到3個月，納斯達克指數(Nasdaq)便創下了歷史高點。不過，由於美聯儲(Fed)大幅減息，新當選的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大規模減稅措施的第一項，結果這一輪全球經濟放緩相當短暫和微弱。
當時財政手段的彈藥儲備似乎相當充足。官方經濟預測顯示，聯邦預算盈餘——用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話說——“一眼望不到頭”。但是，由老布希開啟、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延續的艱辛的財政鞏固工作，將日益遭到破壞。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政策制定者對於全球經濟彈性所表現出的信心都得到了證實。這種信心在經歷了一系列打擊之後仍巍然屹立。首先是9/11事件，一些末日論者認為，該事件標誌著毫無節制的全球化進程已窮途末路，他們預言，隨之而來的對人口、商品及資金流動實施的安全管制，會阻撓全球經濟前進的步伐。事實上，對海運集裝箱的額外檢查和遏制恐怖主義資金的行動幾乎沒有造成任何影響。整體經濟增長和貿易都出現回升——起初步伐緩慢，隨後便恢復到上世紀90年代繁榮時期的水準。有礙信心、貿易和增長的一系列潛在障礙逐一呈現：非典(SARS)、禽流感、入侵伊拉克、油價暴漲。但經濟復蘇的勢頭將一切問題都推到了一旁。
不過，儘管全球經濟能夠應對外部衝擊，卻無法忽視自身的過度問題。在這個十年的中期，由於世界各國利率普遍偏低，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關鍵是還有那些為了給房地產市場融資而創造的金融資產的泡沫——開始以不可持續的方式膨脹。源自上世紀90年代的對自身智力的信心，給政策制定者們幫了倒忙。在一流的政策框架中，一家獨立央行將目標瞄準消費者價格的通脹，而不關注資產價格的泡沫。
由於通脹率依然很低，各國央行沒有必要採取行動。至於金融監管機構，它們正在應付不知從哪里冒出、發展迅猛的新資產類別——債務抵押債券(CDO)、信用違約互換(CDS)。根據標準的理論，這些新工具能分散風險，讓金融體系更加穩定，而不是更為動盪。
事實上，許多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師正關注著一個不同的問題（儘管有些人認為與之相關），即美國與東亞各國之間日益加劇的貿易失衡。歐洲經濟基本保持著貿易平衡，而日本依然以低增長率蹣跚前進，對全球經濟模式貢獻不大。唯一值得關注的熱點，就是相對于東亞各國（其中中國越來越突出）經常帳戶的盈餘，美國經常帳戶赤字的不斷擴大。
這些國家各自政策立場上的殘酷邏輯——美國放鬆財政或貨幣政策以保持消費者需求增長，中國及其周邊國家壓低本幣匯率以推動出口——只會造成一種影響：進一步擴大赤字。中國拒絕讓人民幣升值，對此美國怨聲載道，但一場激烈的外交爭鬥沒能帶來多大的變化。
與此同時，經濟學家們安慰自己說，經濟增長即使失衡，也比根本沒有增長強。如果對美國消費者進行野蠻打壓，世界恐怕早已陷入衰退。花旗銀行(Citibank)經濟學家邁克爾•桑德斯(Michael Saunders)在談到英國遭遇的類似處境時曾表示：“除了製造這種失衡，他們別無選擇。難道他們真願意造成一場災難，並且稱之為穩定？”
有許多投資者和分析師把注意力放在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和美元面臨的威脅上，並將其視為最大的風險。此外，在2007年至2008年期間，大宗商品市場價格的節節攀升在全球引起大量關注。突如其來的價格上漲，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糧食危機，各國政府爭先恐後的確保糧食供應，它們往往採取一種“以鄰為壑”的政策——鼓勵糧食進口以供養本國焦躁不安的人民，同時禁止本國農民出口糧食。
然而，引發危機的並非外匯市場。相反，是房地產泡沫的融資方式引發了動盪。這場危機始於2007年的信貸緊縮，因2008年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而加劇。突然之間，有關如何在上世紀30年代那種局面下運用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學術爭論，成為了重中之重。美聯儲和全球各地的央行從它們的“武器庫”中取出了一件又一件很少使用的武器。最終，它們使用上了定量寬鬆這門“榴彈炮”，或者說是“電子版的印鈔機”。
我們已經躲過了這場至少是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級別的災難。各大經濟體多已擺脫衰退，處在復蘇之中。但就在上個月，迪拜世界(Dubai World)表示打算推遲償還債務的消息再次震動了市場。現在就松一口氣還為時過早，更不用說感到樂觀了。我們信心百倍地走入這十年，告別時卻惶恐不安，對全球負擔沉重的納稅人來說，情況尤其如此。21世紀步履蹣跚的步入自己的“青年期”，展望未來，我們看到的是不斷擴大的政府赤字和仍未解決的全球失衡。在較近的未來，如何退出向經濟注資的戰略，是各國央行眼前的一道難題。
特別是，在我們步入新的十年之際，世界各國政府、監管機構和央行對自己應該如何管理全球經濟缺乏信心。後冷戰時代金融資本主義的勝利已成為泡影，但沒有人確切地知道未來將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