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0日08:37 Sebastian Mallaby
1944年7月﹐當出席聯合國貨幣和金融會議的44國代表入住華盛頓山飯店(Mount Washington Hotel)的時候﹐佈雷頓森林實在是沒什麼可看的。坐落在新罕布希爾州的這家飯店被一片差不多有100萬英畝的森林包圍著﹐除了一些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就沒什麼可讓代表們分神的了。
就在這處幾乎與世隔絕的地方﹐168名政治家（和僅有的一位女政治家、來自Vassar學院的Mabel Newcomer）一起參與演出了這段在治理世界經濟方面最著名的歷史片斷。這次會議為防範再次發生大蕭條重塑了世界金融秩序﹐並創建了一家史無前例的國際銀行來專注於戰後重建與發展。
在最後的全體會議上﹐盛裝的與會代表們全場起立向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鼓掌致意。他的思想滲透於為期三週的會議。凱恩斯爵士向富有遠見的同僚們表示感謝﹐說他們完成了預言家或先知才能做到的事。
佈雷頓森林會議此後便披上了一層神話色彩。對經濟史愛好者來說﹐它堪比制憲會議上美國建國之父們的那次聚會。而對那些急切希望被世界銘記的政治家來說﹐它是一個讓人無比艷羨的時刻。最近﹐在英國首相布朗(Gordon Brown)和法國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呼籲舉行新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後﹐布希總統表示同意。電視媒體風聞此事紛紛出動﹐在當年的華盛頓山飯店旁駐紮守候﹐這裡已完成了一次耗資5,000萬美元的裝修改建工程。不過﹐佈雷頓森林會議實際上已經不是第一次鬧“復活”了。事實上﹐歷史上已有很多先例。
1982年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爆發後﹐美國財政部長裏甘(Donald Regan)就提出重新召開佈雷頓會議以穩定西半球貨幣。第二年﹐因法郎發生三次貶值﹐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宣稱﹐“現在真的到了該考慮新的佈雷頓森林會議的時候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裏﹐密特朗一直大肆鼓吹這一主張﹐直到1985年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批評他的建議是“不切合實際的胡言亂語”﹐他才算偃旗息鼓。
1997-98年的新興市場危機之後﹐佈雷頓森林懷舊病再次爆發──這次是在後撒切爾時代的英國。時任英國首相的布萊爾(Tony Blair)認為：我們不應懼怕極端、顛覆傳統的思想。為了新千年﹐我們今天需要致力於建立新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應該說﹐布萊爾的新千年構想的具體內容很模糊。但沒有哪個國家的首腦會魯莽地指出這一點。
在國際社會圍繞治理經濟採取的重大舉措中﹐或許只有馬歇爾計劃被提及的頻率超過佈雷頓森林會議﹐比如﹐為冷戰結束後的東歐制定馬歇爾計劃、針對非洲的馬歇爾計劃、針對內陸城市的馬歇爾計劃等多個版本。的確﹐每一個想讓華盛頓花大錢的人都會發現﹐拿馬歇爾計劃說事是再便當不過的做法了。
但佈雷頓會議具有更豐富的內涵和更罕見的聲望。它關乎重新建立國際秩序﹐而不僅是為一項有意義的事業而穩定貨幣。並且﹐馬歇爾計劃是美國著名的單邊主義的範例﹐佈雷頓森林會議則是國際多邊合作的勝利。當時參加佈雷頓會議的甚至包括洪都拉斯、利比裏亞和菲律賓等國的代表（凱恩斯曾就此不屑地說到﹐那是一次“最恐怖的耍猴館般”的集會）﹐但不包括韓國和日本這兩個當今世界經濟強國。
佈雷頓會議這兩方面的成就即使是今年看來似乎仍有相當的吸引力﹐不過﹐這兩方面也都有不切實際的成份。會議創建的一項固定匯率體系重新確立了經濟秩序。其目標是防止貨幣競相貶值的局面重演。競相貶值的典型範例是“黃油戰爭”。1930年﹐通過將本幣貶值﹐新西蘭出口的黃油在海外市場享受到價格優勢﹐其出口黃油的主要競爭對手丹麥於是在1931年也採取了將貨幣貶值的做法。之後﹐這兩個國家你追我趕﹐一路貶值﹐幅度越來越大。
這種損人利己的做法加劇了最終拖垮了整個世界的貿易保護主義﹐而佈雷頓森林會議對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可謂簡潔明瞭。二戰後﹐美元釘住黃金、其他貨幣釘住美元。不再有浮動匯率機制﹐也就不再有貶值大戰。為支撐這一系統﹐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締造者們還創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相對同門師兄世界銀行(World Bank)而言﹐IMF在實現其締造者目標的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要大得多。如果固定匯率機制令一個國家陷入收支失衡的危機﹐那麼IMF會出手相救﹐使其貨幣避免貶值。
如今成立新貨幣體制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仍可以借鑒這種觀點。重創全球金融市場的信貸泡沫部分源於現行貨幣制度的雙軌狀態：一些國家允許貨幣自由浮動﹐另一些國家把本幣與美元鬆散地掛鉤在一起。在過去差不多五年的時間裏﹐制度上的不統一製造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一個翻版：作為讓本幣釘住美元的最大經濟體﹐中國將人民幣匯率保持於低位﹐致使亞洲其他出口國也紛紛壓低匯價。正是在這新一輪匯率操縱大戰中﹐這些釘住美元的國家斂集了巨額貿易順差。他們的收益不斷回流至國際金融體系中﹐令信貸泡沫持續膨脹﹐在破滅後釀成今天的災難。
說服中國改變其貨幣政策會是新佈雷頓森林會議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不過匯改問題在此次會議的議事日程上排名靠後（布希政府提議會議於11月15日舉行﹐並將其定性為“20國集團會議”﹐對歐洲方面所謂的第二次佈雷頓森林會議的說法置之不理）。力主召開此次會議的英、法領導人要求在會上討論金融監管問題﹐例如何如完善評級機構、加強銀行業透明度等等。很多相關議題對跨國合作的要求都很低。
如果歐洲閉嘴不提要求中國放鬆釘住美元政策的話﹐那或許是因為他們預見到了自己要為這一要求所做出的讓步。中國是不會為了國際金融體系而放棄其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政策的﹐除非這樣能令它在該體系中獲得更大利益──這意味著在IMF獲得大得多的發言權﹐同時相應削弱歐洲原本過大的影響力。拋開有關銀行業透明度的胡言亂語﹐這才是這次會議需要達成的核心協議。自然歐洲人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
以何種形式將中國納入多邊機制核心的問題取決於中美這兩個大國。這和第一次佈雷頓森林會議時倒頗為相像──在多邊談判的表像下其實就是兩個大國之間的討價還價。二戰之後﹐英國這個驕傲但負債累累的帝國需要美國人的存款來穩定貨幣體系﹐它付出的代價就是讓美國人在IMF的設計及構架問題上擁有最終決定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的美國必須扮演當年英國的角色﹐而今天的中國則必須扮演當年美國的角色。
然而﹐這裡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轉折。上世紀40年代時﹐衰落一方奉行的是帝國式貿易政策﹐崛起一方倡導的則是開放的全球經濟模式。當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對邱吉爾(Churchill)說﹐實現自由貿易是英國獲得戰後援助的代價時﹐羅斯福是在要求終結殖民地政策、建立平等的商業競爭舞臺﹔邱吉爾回答到：總統先生﹐我想你是想廢除大英帝國﹐但儘管如此﹐我們知道美國是英國唯一的希望。
而今﹐崛起的一方一直在通過低匯率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坐擁2萬億美元巨額外匯儲備的中國政府有可能答應為西方金融機構提供資金幫助﹐但條件是在IMF裏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中國人也有可能對此興趣全無。全球貨幣體系的未來取決於中國是否有心充當羅斯福──或者它寧願做現代版的邱吉爾。
（編者按：本文作者Sebastian Mallaby是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地緣經濟研究中心(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主任。目前他正在撰寫有關對沖基金歷史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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