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吉密歐(Jamil Anderlini)
2008年3月27日 星期四
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成功的農民造反，都是在「均田地」的呼聲下發動起來的。為此，作為1949年農民革命繼承者的現任政府才會對一起新興的土地改革運動如此擔心。這次土地改革運動的組織者表示，新出現的土地改革將遍至全國，挑戰共產主義的根基。
通常效率很高的中國國家安全機關在去年12月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當時，四個偏遠地區的農民組織在網上發表了非常類似的聲明，聲稱已從國家手中收回集體所有的土地，並單方面將其私有化。黑龍江、江蘇、陝西及海港城市天津公安人員迅速行動，逮捕了大部分簽署聲明的農民。其中一些人在招供後已被釋放，其他人仍然在押，或干脆消失了，下落不明。
在聲明中，這些農民指責地方官員中飽私囊——他們從農民手中征用土地，卻不支付足夠的補償金，並且將這些土地用於（涉嫌）腐敗的建設項目。中國憲法規定，所有農村土地均為國家所有，國家再通過30年承包合同將土地租賃給個人，但可以較為輕易地收回這些土地。
中國經濟繁榮之源
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經濟繁榮收益於能夠輕易獲得的廉價土地。政府官員在支付了象征性賠償，把土地上的農民全部趕走之後，再將其出售給制造商或土地開發商。這一不透明的過程充斥著貪腐的機會，政府征地行為已經成為中國抗議活動的主因。
在上述四個省市中，「收回」 土地只是名義上的，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在被捕之前，黑龍江省的農民丈量並劃分了一塊地方官員征用的土地。但他們簽署的文件違反了中國憲法和至少其它3項法律。這些法律都規定，中國的所有土地均為國家所有。在其它幾個地方，那些農民甚至沒有走到這一步——公安機關迅速行動，事先制止了農民收回土地。
盡管上述農民抗議活動大多出現在網路上，但對中國共產黨仍是一個嚴峻的新挑戰。每年，中國公安系統要處理近10萬件「擾亂公共秩序」案件（中國政治活動人士認為，這一官方數據低估了中國社會不安定的真正規模）。然而，絕大多數此類案件都是局部的、無組織的，而且領頭者在呼吁中央政府處理地方官員不法行為的同時，通常都強調忠於現有體制。
這次農民抗議活動則有所不同。不僅抗議者直接挑戰共產黨，而且這是一起由久經世故的持不同政見者在全國范圍內組織的抗議活動。一個由記者、學者、知識分子及政治活動人士組成的松散組織對此次行動進行了協調，而他們關於農村土地全面私有化的呼吁顯然背離了現有制度。他們在一份類似毛澤東文風的聲明中問道：「這是誰的國家？是誰真正在以『公共利益'之名從中獲益？……只有在保護大眾的權利並幫助大眾發展時，你才能被稱作政府。」
這份宣言的作者大多位於北京，至今未被抓獲。他們行動隱秘，要求不要透露有關他們身份的任何細節，以免立刻被捕。他們當中有些人是職業的持不同政見者，其他人則是當今共產黨內的堅定成員；為了他們的安全起見，英國《金融時報》決定不再進一步透露他們的身份。他們表示，之所以採取此類行動，是因為他們堅信：中國農民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源自當前的土地所有制。
這些組織者大約有10名核心成員，他們用了兩年多時間走訪中國各地，搜集了數千名卷入土地糾紛的農民的簽名，並說服他們，讓外界關注其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收回土地。
他們表示，協同發布4份聲明只是此次運動的開端，這次運動將擴散至全國。一位聲稱起草了原始聲明（政府迅速刪去了互聯網上的所有材料）的人士稱，還有20個省份、數十個地方的幾千名農民已經簽署了類似聲明，並准備收回土地。一旦出現這種事，中國政府將恰恰在全世界注意力集中北京奧運會之時，面臨一場真正的草根反抗運動，可能危及它對政權的嚴密掌控。
這些活動人士有一些強有力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些曾公開呼吁農村土地私有化的知名開發商。他們主張，大幅增加土地供應將有助於給飆升的城市地產價格降溫，同時賦予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相同的保障。
土地私有化改革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在幾個最大的城市進行了房屋產權私有化實驗，將公有住房轉賣給國有企業員工。雖然所有城市土地在理論上仍然歸國家所有，租期卻比農村長很多（高達70年），而且承租人可以買賣土地使用權，就好像土地歸承租人所有一樣。這種實際上的私有化導致私人財富的爆炸性增長，對城市中產階級的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上世紀90年代末，國有銀行開始發放建國以來的第一批住房貸款，現在，城市住房抵押貸款已在銀行系統中占據了很大份額。
農民可以擁有自己的住房，但不能擁有自己的土地，因此他們無法將其用作貸款抵押物。改革的倡導者表示，這會加劇日益嚴重的城鄉貧富差距，因為農村土地基本上一文不值。
土地私有化吸引農民的理由顯而易見，但它也得到了黨內高層改革派人士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退休的高層干部和一些較為開明的體制內學者。
現年73歲的張廣友是一位知名作家，曾在國有新聞機構新華社當記者，並曾任國有報紙《農民日報》總編輯。他充滿激情地主張，黨把土地還給人民的時間已經到了。張廣友稱：「30年土地承包責任制存在致命缺陷，不可能再持續很長時間——農民應該有權決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土地，如果他們想要的就是土地私有化，就應該允許他們這樣做。」
一些官方學者表示，如果允許農民隨便將土地賣給開發商，中國耕地短缺就會進一步惡化。但活動人士指出，耕地已經大減，並提出，私有化可能加速催生出面積更大、效率更高的農場。
將農村土地轉化為工業或城市用地的審批權掌握在政府官員手中，很大一部分政府收入（更不用說還有非法的個人收入）均來自重新歸類的土地銷售。雖然農民不需要為30年的租期付錢，但他們可以轉租自己的土地，這就賦予了政府官員很大的空間，他們可以將政府土地免費提供給親友，讓他們通過出租土地牟利。
支持還是反對土地私有
支持土地私有的人士承認，全國大多數地方政府官員不會願意失去如此之大的一個收入來源，這種固有利益可能成為政府同意這一改革的最大障礙。此次抗議活動的一位組織者稱：「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面臨一個大問題，那就是共產黨官員已經變成了地主。」他指出，土地私人所有制將成為一個更加多元化的政治體系的前奏。
他表示，城市地區的私有化讓中產階級在國家管理方面擁有了更大發言權。他還提到了近期在廈門和上海等城市出現的一系列的和平示威游行。在這些游行中，公民之所以走上街頭，是因為一些特定問題直接影響到了自己房產的價格——廈門計劃在一個人口密集地區建設一家化工廠，上海計劃將磁懸浮列車延長至市中心。這兩次游行都成功說服政府改變了計劃。這位活動人士表示：「如果人們擁有土地，他們就有了大聲說話的權力，這將有助於中國實現民主。」
在這場辯論的另一邊，有一些很有說服力的土地改革運動批評人士。他們擔心，如果匆忙將所有農村土地私有化，中國會重蹈其它前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俄羅斯的覆轍。
「中國有兩億農民工的流動人口，卻沒有真正的貧民窟，這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奇跡，其原因就在於每個人在家鄉都有一塊土地，他們隨時可以回去。」中國人民大學(People's University)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表示。「正是由於現行的土地國有制，中國才享有了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基本上沒有流離失所的貧困農民，而沒有像其他多數大型發展中國家一樣。」
他指出，印度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劃分為無地的農村貧民，這個問題促發了印度北部的毛派游擊隊武裝起義；而在巴西，已經出現一場全國范圍的無地農民運動。溫鐵軍在向中國政府建言時表示，如果推進土地私有化，就會出現像印度一樣的問題。
就目前而言，中國政府贊同他的觀點。官方的說法是，土地私有化是「違法、違憲和不可能的」，任何人挑戰當前制度的人都會受到國家公安機關無情地嚴肅處理。
中國改革第一村
維權人士表示，聲明中使用的語言及發布的時機，都是要讓人們想起多數熟悉現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的一個事件——1978年，中國東部省份安徽省小崗村的一小群農民悄悄「自發地」進行了土地改革。
當時，中國還處於文革動蕩之後的休養生息時期，大多數耕地仍歸人民公社集體所有。人民公社將中國大部分地區推向了饑荒的邊緣。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在詢問了村內長者如何才能避免饑荒後，18位饑腸轆轆的農民秘密簽署了一份「大包干」協議，將公社土地分給每戶自行耕種。當時，這一擅自行動很容易會讓他們被判反革命罪，處以極刑。
然而，包括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內的改革派高層領導卻把他們樹為典范，下令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戶獲得30年期的土地使用合同，可以自行決定種植何種作物，自留或賣出生產剩余。於是，資本主義回到了中國，中國經濟奇跡開始萌芽。今年是小崗事件30周年，在未來幾年，最初的分產到戶合同將開始到期。雖然政府表示會把合同延長30年，但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
在小崗，鄧小平的身影仍然清晰可見，讓人們很容易就能找到這個村子。當地人說：「看到鄧小平後，右轉就行了。」沒錯，下了嶄新的省際收費高速公路不久，來賓就會看到一幅褪色的巨型宣傳畫，畫中的鄧小平慈祥地微笑，在他頭部上方有幾個大字：「小崗，中國改革第一村」。人們把開創中國經濟改革政策的小崗行動歸功於嚴俊昌，但如果說他曾經挑戰過共產黨以及毛澤東倡導的人民公社土地制度，如今那一絲叛逆已蕩然無存。
問他是否支持當今要收回土地的農民時，嚴俊昌表示，在黨的領導下，土地不是私有的，而是由社會主義集體所有。黨不可能回到土地私有的舊社會，否則當年就不會鬧革命，解放全中國。
在聽到嚴俊昌對當前土地改革的看法後，張廣友不禁大怒：「我只知道，在大躍進時期，正是由於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餓死了3000多萬人。而當前的制度帶來了很多苦難，因而必須加以改變。」他表示。「畢竟，中國有革命的傳統，中國的革命是農民革命，而農民的主要問題就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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