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國企革命（下）

英國《金融時報》傑夫•代爾(Geoff Dyer)、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
2008年3月21日 星期五
這些改革只是一些國企獲得成功的一部分原因。麥肯錫(McKinsey)中國業務部主管高安德(Andrew Grant)稱，許多成功的中國企業都擁有他所謂的“混合”結構，即私營公司與國有公司的混合特徵。最好的國企既能從國有母公司那裡獲得強大財務支持，又能像私企那樣擁有足夠獨立的管理權。同樣，一些最為成功的私營集團，例如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Huawei)及個人電腦生產商聯想(Lenovo)，也得益於與政府之間的密切聯系。高安德表示：“你開始看到，國有部門正在出現一種真正有意思的動力。這並不是說國企將主宰整個經濟，但我對其中一些企業非常樂觀。”
這種“混合”公司的觀點，也有助於解釋包括中國汽車業在內的其他資本密集型行業內的贏家。鄧凱認為：“在中國要發展一家汽車公司，你需要有能力同時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通過私企的方式經營；但同時還要與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聯系，從而獲得土地和銀行關系方面的便利。”
然而，在國企改革的記錄中，並非都是成功的事例。雖然有一些國有公司較為出色，但也有許多公司存在政治幹預和嚴重官僚主義的明顯缺陷。
中國國有企業的高層管理者由政府任命，他們可能會被迫定期在不同企業和政府部門之間調動工作。2004年末電信業發生了一起遠近聞名的事件：政府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一夜之間將中國電信(China Telecom)、中國移動(China Mobile)、和中國聯通(China Unicom)的主管全部進行了調換。
那些歷史更久遠的國企往往仍在設法解決設備落伍問題，它們或許不得不從附屬公司購買零部件或其他供應，而不顧其質量好壞或成本高低。與其他企業相比，國企在招聘和解雇員工方面可能也會面臨更多的限制。
盡管（國企）公司治理狀況已得以改善，但投資者們卻總在抱怨國企在財務方面缺乏透明度——在上市公司與其國有母公司之間的資產轉移方面尤其如此。
此外，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大型國企實力不斷增強，也會帶來一些經濟上的負面作用。盡管中國私營企業近年來增長迅猛，但國有部門仍努力掌控著正規融資中的絕大部分份額。商業銀行業市場仍由大型國有銀行所主宰，分析師們表示，這些銀行還是願意把錢借給其他大型國企。事實上，這種親密關系，正是中國經濟仍容易受到過度投資週期沖擊的原因之一。
隨著中國股市的大規模繁榮，去年上市公司在內地股市的籌資額高於其他任何市場，這很大程度上也令國企受益。去年上海證交所規模最大的12起首次公開發行（IPO）全都是國企進行的，它們占到了融資總額的85%。
花旗(Citigroup)駐北京經濟學家沈明高辯稱，通過以更高額利潤的形式將經濟增長的多數益處分配給國有公司，近期股市的繁榮以其他的方式對經濟產生了影響——相對而言，只有極少部分進入了普通工薪者的腰包。在上世紀90年代國有部門的大規模重組中，大量醫療與教育支出負擔都被推給了家庭。
與此同時，考慮到這些公司當中有許多隻對自己的一小部分股權進行了確實的交易（以中國工商銀行(ICBC)為例，它的上市比例只有4%），國家已成為國企股價近期飆升的主要受益者。沈明高認為：“在國企的繁榮當中，是國家變得更為富有，而不是個人家庭。財富這塊蛋正糕在不斷擴大，但中國的家庭實際上只享受到了一小部分。”
更大的獨立性有益於企業業績的改善，但仍有一些跡象顯示，更為強大的中國國企正超越政府監管者所能控制的範圍。最為明顯的事件發生在去年夏季，當時大型國有石油公司通過促成一場人為的供應短缺，迫使當局提高燃油價格。
中國的內銷石油系由政府定價，當國際價格上漲之際，就給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大型油企帶來了壓力。這些大型石油企業所做出的反應，是與政府玩一場高風險的虛張聲勢的遊戲：它們降低國內石油的銷售量，一些大型煉廠進行“定期維護”。當許多小型私營煉油廠也拒絕按照政府定價來銷售石油時，就造成了更嚴重的供應短缺，當局別無選擇，只得提價。
在海外投資方面，一些國企也面臨著中國政府一些決策圈的反制。中石油(PetroChina)在蘇丹經營了10多年的時間，在此期間，中國與喀土穆方面建立了密切的關系。當這種關系引發了了批評：即中國削弱了中止達爾富爾暴力活動的國際努力時，中石油時不時地將更多蘇丹石油銷往日本，而不是國內——這使得一些專家質疑：這種存在爭議的蘇丹政策是否能帶來真正的益處？
北京大學(Peking University)的朱鋒表示，這些油企在蘇丹問題上“綁架”了中國的外交政策。“是中國油企，和其他許多在蘇丹的油企賺到了錢。（賺錢的）不是人民，也不是國家。”
中國社科院(CASS)的張雲林表示：“決定去蘇丹的不是政府，而是石油公司。它們已逐步發展起自己的業務，並要求政府的支持。”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駐華盛頓的埃裡卡•道恩斯(Erica Downs)表示，蘇丹是中石油國際業務中一顆“王冠上的寶石”。但無疑與其他中國國企的活動相比，該公司在蘇丹石油行業的主導地位，給中國的國際聲譽造成了更大的損害。”
她表示：“這件事說明，一家中國國企的海外活動是如何起到雙重作用的：它既會損害中國外交政策的一大目標，即中國要成為、並且要被視為一個負責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國；但同時，它又有助實現另一個目標，即加強中國的能源安全。”
中國政府近年來試圖改善其公共關系，下令各部委向國內外媒體解釋各項決策，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作為國內最強大的一家企業，中石油並未表現出任何想要發布公共消息的意向。
在菲律賓、贊比亞和秘魯等其他不同國家，中國的投資已引發了政治上的抵觸情緒。張雲林表示：“將來這個問題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而言，國企新增財富所帶來的政治益處，遠高於讓它們位於經濟“制高點”而引發的一切財務成本。為維持自身的控制，中國共產黨需要一個強大的國有部門，來制衡正在崛起的企業家階層。但對於當局來說，這種做法的風險，就是這些過於強大的公司最終會自行發號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