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四國”的來龍去脈（下）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資本市場編輯 吉蓮•邰蒂 2010-01-26
並不令人意外的是，奧尼爾的競爭對手開始對他發動了攻擊。一些經濟學家表示，對2050年這麼遙遠的時間進行預測非常荒謬，尤其是考慮到奧尼爾的許多預測，似乎都是根據當前的增長率直線推算出來的。其他人則對金磚四國可以或應該被描述成一個集團的想法提出了疑問。“無論是經濟、金融，還是政治，中國都遠遠超過、並將繼續超過其他三個國家，”德意志銀行的分析師們辯稱。一些銀行試圖禁止員工使用Bric這個詞。“我們為何要幫高盛宣傳這個詞？”全球最大投行之一的首席執行官反問道。此外，在市場外，一些投資者建議，說Bricks（加上韓國），或Brimck（再加上墨西哥），甚至Abrimcks（再加上阿拉伯地區和南非），可能更好。一位市場人士開玩笑說，或許我們應該開始交易“水泥磚集團”（Cement bloc，即未納入新發明的術語的國家）了。
奧尼爾給予了反擊。他領導的團隊出爐了一系列有關Bric的研究成果，從印度中產階級的未來規模，到巴西的汽車使用狀況。為了安撫一些人的不滿情緒，2005年，奧尼爾試圖解釋為何韓國與墨西哥沒有被納入他的重大理念（聽上去相當武斷的理由是，它們是經合組織(OECD)的成員）。他還提出一個新詞來安撫一些非金磚四國國家，這個詞就是“N-11”，即接下來將成為強國的11個國家。這是一個混亂而廣泛的俱樂部，包括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韓國、墨西哥、尼日利亞、巴基斯坦、菲律賓、土耳其和越南。但短短幾個月內，日產(Nissan)和WPP等公司就已經開始在董事會上討論“N-11”。另一個行銷標籤——或者說是認知地圖上的新界線——橫空出世了。
感到興奮的不只是企業界。奧尼爾聽說，印尼的政客們正將這個詞運用於國內宣傳活動，他們從自己的目的出發，對一些口號進行了重新定義。這不禁讓我們想起19世紀時，印尼人是如何讓英國國教的語言“變調”，使其適合自己的文化傳統的。
經受住危機考驗的辭彙
或許，奧尼爾發明的辭彙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它在信貸危機期間經受住了人們的審視，而沒有崩潰。過去兩年，華爾街的許多大創意都落得可悲的下場，好一點的算是構思拙劣，差一點的則是徹底謬誤。但金磚四國概念在這一重大的考驗關口得到了廣泛認同。相比西方經濟體，金磚四國與N-11的多數成員國都安然度過了危機。它們的銀行體系完好無缺，它們的經濟正快速增長。“因此，我們認為，我們對金磚四國2050年遠期‘夢想'預測成真的可能性增大（而非降低）了，”奧尼爾在最近的一份報告中寫道。高盛現在還給出了更具體的預測：到2027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與美國並駕齊驅；到2032年，金磚四國集團將會超越大型西方經濟體——幾乎比最初預測早了10年。
奧尼爾辯稱，這將會推翻西方有關世界運行方式的許多假設。如今，高盛大力建議：投資者在決定投資哪些西方公司時，要看它們是否向金磚四國和N-11國家銷售，而不只是西方消費者。（高盛最近又搞了一次美妙的移花接木，將該策略稱為“投資于金磚四國的漂亮50”[即向金磚四國銷售的公司]。它參考了上世紀70年代受投資者追捧的 nifty 50，即50家西方大公司的稱號，當時人們假定，美歐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我們估計，到2030年，可能有20億人加入全球中產階級的行列，這些人將主要來自金磚四國，”高盛最新一份研究簡報振奮地宣佈。
該觀點受到了部分投資者的推崇。“如果你聽從了奧尼爾的勸告，（自2001年起）開始投資金磚四國的股市，那麼，你在過去十年所賺的錢，要多於幾乎任何你能想像到的其他事情所帶來的收入，”有影響力的投資評論員約書亞•布朗(Joshua Brown)上月在他的華爾街博客上寫道。（奧尼爾對這一稱讚不以為然，認為它“有點令人難堪”。）其他人擔心， 這孕育了下一場重大泡沫。對有些人來說，將南非、甚至印尼等國家排除在外，似乎正變得越來越不合情理。而納入俄羅斯則帶來了越來越大的頭痛，因為俄羅斯是金磚四國中唯一在信貸危機期間遭受真正嚴重打擊的國家——事實上，俄羅斯經濟下滑幅度之大，使一些投資者（甚至高盛內部的一些銀行家）懷疑，現在是否是將俄羅斯踢出金磚四國集團的時候了。
不奇怪的是，奧尼爾不會願意這麼做，唯恐破壞高盛與俄羅斯政府的關係。儘管他承認，俄羅斯“令人失望”，但他堅稱，如果該國“在2010和2011年像我們預計的那樣快速而強勁地復蘇，我們相信，它還是配得上它的金磚四國地位”。
但是，目前出現了另一個與金磚四國有關的現象。最初幾年，被奧尼爾選中的四個國家對金磚四國這個概念有著不同的反應。俄羅斯感到高興、中國有些困惑，巴西有些懷疑，而印度無動於衷。現在，四國正利用這個概念，在現實中試探性地打造聯繫——不只局限於投資。2008年5月，俄羅斯在葉卡捷琳堡舉辦了金磚四國外長的首次正式峰會。2009年7月，俄羅斯又邁出一步，舉行了一次正式的金磚四國領導人峰會。
這些會議取得了象徵性，而非實質性的成果。儘管四國討論了如何更好協調相關事務，以獲得更大影響力，並尋求取代美元，但他們並未商定任何具體步驟。但在今年初夏，四國將在巴西再次會晤。為迎接這次峰會，巴西政府成立了一個學者小組和正式智囊團，就如何發展金磚四國的議程集思廣益。作為這一過程的一部分，他們計畫下月在里約熱內盧舉行一場會議——奧尼爾將親自出席。已在諮詢策略中使用金磚四國概念衍生版本的麥肯錫(McKinsey)，也將參與。
四國會選擇一家美國銀行發明的辭彙來界定自己，似乎有些諷刺，但這並非史無前例。當印度等國首次發展民族認同感，反抗英國的時候——或者當烏茲別克斯坦等前蘇聯共和國發展類似的民族主義時——它們也使用了外來強國人為武斷施加的邊界。當認知地圖被某個主導力量重新勾勒時——即便是就行銷和投行“造勢”而言——它也往往不是被擦洗，而是被佔用。
“有大量證據表明，目前金磚四國實際上是在合作嗎？”奧尼爾問道。“沒有。但這在未來可能改變——你看巴西正如何向中國供應其所需的大宗商品……或它們對於如何管理本國經濟都有著類似想法。”
或者正如負責籌建全球首個金磚四國智囊團的巴西官員費利佩•戈埃斯(Felipe Goes)所言：“（我們使用金磚四國這個詞）有點諷刺意味……但這反映出如下事實，在當今世界，只有像高盛和麥肯錫這類的機構，才擁有開發創意所需的資源和才智。”的確，近來讓高盛等大型機構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不僅是其交易智慧和政治關係，而且是其有能力大舉投資于銀行家有時所稱的“思維領導地位”，即為分析提供資金，並確保全球各地都重視自己的研究成果。
走向“本土化”的高盛
回到紐約，高盛一些年長的經理意識到金磚四國概念盛行在文化上的諷刺意味。在高盛成立後的120年間，其大部分利潤來自美國市場，如今該公司經常被認為是美國各銀行中與政界關係最好的一家銀行。走進曼哈頓市中心布羅德街(Broad Street) 85號的高盛總部，你第一眼就會看到一面巨大的美國國旗懸掛在沉悶的褐色大理石大廳。然而表像可以騙人。過去10 年，奧尼爾試圖通過推介金磚四國概念，開發自己的理論天地，與此同時，高盛也一直（在以低調得多的方式）重塑自我，在美國本土以外創建活動，以獲益於奧尼爾預期的增長。過去10年，高盛在全球開設的辦公室多於此前的總數。10年前，來自美洲的收入占其盈利的60%，但目前只有一半左右（若剔除拉丁美洲，則還要低得多）。的確，高盛高管預計，幾年內，“美國產生的利潤”將在其利潤總額中佔據少數比例。
這種現象當然不是高盛獨有：過去幾年，其他西方銀行大多也都在忙於全球擴張。例如，德意志銀行一直在巧妙打造新興市場衍生產品業務，而滙豐如今也堅信亞洲是未來所在，以致行政總裁紀勤(Michael Geoghegan)最近從倫敦遷至香港。
但話說回來，考慮到高盛過去以美國業務為主導，它的變化格外引人注目。如今，高盛總部的流行語之一就是“本土化”(domestification)，即認為該銀行必須在世界各地構建業務，不僅為當地客戶提供國際服務，也提供當地市場的服務。該行的全新公司套話強調，金磚四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國家）本身都是重要市場，不能將非西方國家當作遙遠的邊疆或商業遊戲中的小棋子來對待。因此，高盛最近開始在巴西向巴西人銷售巴西投資基金。在日本，有些員工幾乎不會說任何英文。而在中國（在這裏高盛當然不會懸掛巨大的美國國旗），高盛贊助了一家中國商學院，以確保能夠不斷接觸到真正的中國本土學生。
這種趨勢正與一個複雜的文化改造過程同步進行。隨著高盛聘用的非西方國家員工增多，該行正在設計各種計畫，使那些在當地聘用的員工有機會到總部輪職，確保他們掌握“高盛價值觀”。同時，該行還注意將紐約和倫敦的員工派往各地，並在不同地區之間調動不同族裔的員工。
高盛對中國商學院的贊助顯示，該行正在試著培養新一代的本土領袖。“如果你仔細考量一下高盛駐倫敦辦事處的歷史，就能發現，本地員工在一、二十年裏能夠升到高層，”一名高管表示。“這是我們希望在全世界實現的目標。核心思想是在當地紮根，表明我們在作長遠打算……但同時也要確保我們的高盛價值觀傳播到世界各地。”
培訓班：文化粘合劑
聽起來這可能會讓人想起19世紀大英帝國的運轉方式，蘇共也曾以這種方式，試圖將蘇聯各民族凝聚成一個意識形態統一的國家。只不過這一次的“文化粘合劑”是工商管理碩士(MBA)課程與高盛培訓班，而不是英國貴族學校或是共產黨的集訓營。而且可能最重要的是，（和之前的帝國不同）高盛的舉動並不附帶明顯的民族主義或政治議程；要說它有真正的忠誠，那也是對該行自己的盈虧底線和盈利能力的“忠誠”。
換句話說：只有當高盛相信星條旗下有利可賺的時候，才會繼續高掛美國國旗。難怪美國政府的一位高級官員幾年前曾半開玩笑地說過，高盛遲早“會被迫作出選擇，決定自己是否願意成為十足的美國公司”。如果奧尼爾的預測哪怕只是對了一半，這也許也不會是一個直截了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