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27)陶冬
下個月的美國就業資料中,可能會多一位失業人士。他是名人,叫伯南克。
聯儲主席伯南克,在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中,力挽狂瀾,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穩定了信心,穩定了市場,拯救了全世界的經濟。由於他在此次危機中所表現的決心、創意和協調能力,伯南克登上了《時代週刊》2009年風雲人物的寶座,也得到了多數經濟學家、市場人士的認可和推崇。
然而,在這個似乎沒有懸念的連任提名過程中,伯南克上周發現僅有23%的議員支持他。這個與兩個月前有超過半數的議員認同他,形成鮮明對照。有意思的是,許多打算反對他或暫時拿不定主意的議員,在調查中表示如果沒有中期選舉,就會投贊成票。
一切皆因麻薩諸塞州的一場選舉而改變。上周麻省為甘迺迪去世而空缺的參議院席位進行補選,麻薩諸塞州是民主黨的票倉,這個議席被甘迺迪家族盤踞了47年之久。在這個傳統藍色(民主黨標誌)的州裏,共和黨人Scott Brown單槍匹馬贏得了選舉,奧巴馬、克林頓、克裏及甘迺迪家族的助選,均難以挽救民主黨的失落。麻省議席易手,不僅為奧巴馬的醫療改革蒙上陰影,也對全體國會議員敲響了警鐘--選民們憤怒了,任何靠近商界、市場的舉動,都可導致他們落選,於是伯南克尷尬地發現自己成了替罪羊。
同一個星期,美國總統奧巴馬推出了出人意料地激進的銀行改革方案,觸發市場恐慌性拋售。奧巴馬試圖逼迫金融業降低借貸杠杆,與自營交易脫勾,來減輕金融業的潛在風險。這種做法本意是良好的,有利於經濟的長期穩定。然而奧巴馬措施一旦實施,銀行盈利能力必然大減。投行退出自營交易,更會導致他們大舉平倉,觸發高風險市場的動盪,甚至帶來連鎖反應。保爾森當年不救雷曼的本意也是好的,但是後果卻是災難性的。
為甚麼奧巴馬突然變得如此激進、不計後果呢?麻薩諸塞州的選舉,給出了答案。儘管美國經濟從GDP上看已經步出衰退,但是就業沒有步出衰退、信貸沒有步出衰退、消費者的心態也沒有步出衰退。奧巴馬競選時的“改變”承諾並沒有得到落實,經濟依然低迷,前途頗為渺茫,而投資銀行卻又開始大發花紅了。
奧巴馬的銀行改革方案,是在其民望大跌、政治風向突轉時,作出的一個政治決定。為了挽回民望,奧巴馬不惜向銀行開刀,以與商業作對(anti-business)的姿態,高調地進行一場民粹主義運動。這個銀行改革計畫相當激進,不過許多細節卻經不起仔細推敲。例如方案要求銀行退出自我交易,殊不知銀行交易分成坐盤與方向性交易兩種,前者其實是為市場、為客戶提供流動性,是公共交易平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後者才是銀行自主投機、可能帶來風險的部分。然而在實際運作中,兩者又經常相混雜,在監管層面上很難將坐盤與投機完全區分開來。細究起來,這場危機根本不是因為自營交易而引起的,貝爾斯登的規模也算不上大得不能倒,而危機震中的AIG所在的保險業根本沒有被納入這個改革方案的範圍內。
其實這份銀行改革的藍圖,一年前便已經在前聯儲主席和現任經濟復蘇委員會主席沃爾克主持下炮製出來了,被稱為“沃爾克法則”(Volcker Rule)。沃爾克作為金融監管人,一生站在銀行的對立面,他的名言是:“這幾十年銀行創新唯一做對的是發明了ATM機”。所以沃爾克提出激進方案,並不令人吃驚,不過這個方案去年在蓋特納、薩默斯等其他財經高官的強烈反對下,不了了之了。如今銀改方案被強勢推出,不是方案變激進了,而是奧巴馬變激進了。
這場銀行改革,出發點是良好的,減輕金融風險的最終目標是正確的。通過去杠杆、建防火牆來防範風險,思路也算合理。但是策劃的過程,卻充滿著與商業為敵的情緒,推出的過程,則透出著政治的算計。將一場金融監管上的變革變成扭轉民意的工具,隨時可能走火入魔。輕率地激進地推進未成熟的改革方案,則可能欲速不達,甚至釀出新的危機。
伯南克的連任提名,相信可以在參議院獲得通過。最終失業的,可能是公開表示不同意奧巴馬銀行改革方案的蓋特納。不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奧巴馬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出手愈來愈重,國家資本主義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政策失誤隨時可能帶來市場新的動盪。
本文原載於經濟通,為個人觀點,並非任何勸誘或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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