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關鍵

中國媒體人 林濤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供稿 2010-02-25
林濤（以下簡稱林）：中國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一個戰略是刺激內需，轉換經濟增長模式，雖然這已經是談了很多年的一個提法，但一個值得關注的背景是，在過去一年中，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更多的依然是按原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擴大投資來保增長，您認為這是否意味著政策開始轉向？
陳志武（以下簡稱陳）：基本思路很明顯，是這次金融危機逼出來的。從01年加入WTO到08年，7年多時間裏，整個中國經濟和企業，都享受到了WTO紅利，讓中國的勞動力和製造業優勢更充分地發揮出來，使出口每年大幅度增長。但，畢竟出口不是無底洞，7年後，由於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令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經濟能為中國出口提供的發展空間，越來越有限。這就把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壓力推到新的高度，這次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重點轉移到國內需求增長上，是自然選擇。
林：為什麼我國多年以前就已經有刺激內需的說法，但到今天為止這一問題依然嚴峻？
陳：如果一件事經過多方多年的努力都還不成，說明問題必然在於基礎制度安排上，而中國消費增長艱難跟國有制、跟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有關。根據我的一些研究，一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那麼在同樣GDP增長速度的情況下，其民間消費的增長速度就越慢。道理很簡單，當主要財產是國有、土地都是國有或者公有的社會，企業產權再升值、國有企業利潤再多、土地再升值，老百姓都無法感受、享受到這些資產收益，得不到財富效應，因為這些資產收入都由政府獨享。這些年的經濟增長讓土地升值很多，國企利潤和資產都升值很多，但這些對老百姓的收入和財富沒有產生影響，所以，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經濟增長速度很有限。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必須要保8、保9，才能保持起碼的穩定，是因為老百姓能夠感受到的GDP增速只有官方公佈的GDP增長的一半左右，他們分享不到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效應。
林：您認為當前的經濟危機以及中國的應對政策，是增強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還是減弱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怎麼評價刺激經濟政策的得失？
陳：是增強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強化國家對資產和各行業發展機會的佔有度。近一年多，因為雙擴張政策，財政和信貸，都更多支援了國企，使國有企業的現金大大增加，讓國企有更多錢去在相關和不相關的行業進行很多並購，包括房地產行業。本來，從90年代中期到近兩年前，房地產業總體上競爭非常激烈，主要是民營企業主導的，但最近一兩年，越來越多的房地產企業被國企並購。在最近的土地競拍時，不少國企買出了地王。綜合在一起看，積極財政和信貸政策，以及眾多政策的導向上，都偏袒國企，令政府在經濟中以利益者出現的程度大幅提升。
林：有人把我國的經濟刺激政策與凱恩斯主義相提並論，您覺得是否具有可比性？
陳：存在本質區別。比如，羅斯福新政最核心的地方，是通過立法重建市場規則，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為社會提供底線保障，以這些方式對經濟進行規制和調整，而不是由政府以賺錢為目的建立眾多國企，既做裁判又做球員，這不是羅斯福新政的思路。在中國往往有人借凱恩斯主義的說法，可做的是蘇聯國有經濟的事，是計劃經濟的事。即使像美國在08-09年由於金融危機的惡化，由政府出錢去支持華爾街銀行等，但最近銀行都紛紛將政府的資金退還，政府不再擁有這些銀行的證券，這說明，政府注資只是危機嚴重時解救危機的辦法，但不是聯邦政府將長期充任銀行的股東。這些我在08年底、09年初的許多訪談中都談到了。
林：您怎麼分析，為什麼在這樣的經濟刺激政策，最先復蘇的並不是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而是大宗商品市場、房地產和股票市場？
陳：這不奇怪，全球產能嚴重過剩，尤其在需求嚴重萎縮的情況下，當然不能在工業等領域做更多投資，因為那樣使產能過剩得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和個人拿到資金只好去投股市、房市，往資產市場上壓，由此刺激房地產項目的大增，要蓋大量的樓房。另一方面，就是由地方政府去做投資，往眾多基礎設施上投資。於是，不管是房地產還是各地的基礎設施專案，都需要用到很多材料和各種工程機械，大大增加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北京房價09年上漲50%多，沿海房價漲幅有的地方更多。由此產生的局面，資產泡沫風險很大。現在北京的房價和東京房價差不多，但北京普通人的平均收入是東京的十分之一左右，不需要學太多的經濟學，都知道這種情況不能持續，這種資產泡沫會造成今後的金融危機。
林：除了股市、樓市現漲起來之外，製造業普遍面臨原材料、能源等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情況，即所謂“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您怎麼理解這一現象的成因？
陳：主要是因為人民幣掛靠美元，長期停留在一美元對六塊八人民幣的匯率上。在美元相對其他主要貨幣、貴金屬以及資源基本上都在貶值的時候，因為美元貶值產生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就會100%輸入中國，造成製造業的材料價格上升。帶來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
林：眾所周知，為了獲得出口競爭力，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源要素的價格，都是被不斷壓低的，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也成為壓低中國產品價格的手段之一。為什麼中國必須依靠壓低價格來獲得出口競爭力？
陳：因為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只追求簡單的GDP增長速度。在國有經濟比重這麼高的情況下，一方面老百姓享受不到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效應，國內消費難以增長，所以得靠出口，另一方面，由於國有企業儘管得到最多的資金支持但又不創造太多的就業，而創造就業機會的民營企業又得不到資金，結果使國內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因而讓國內居民的收入進一步降低或者沒法以跟GDP增速相配的速度上升，壓抑國內民間消費的增長空間。因此，為了給不斷擴大的製造業產能，就只能依賴出口市場，通過匯率壓低出口品的價格。雖然方方面面的經濟發展重點放在製造業上，最近10年中國的製造業並沒有增加太多的就業機會，甚至一直在減少。這本身說明資源過多地向國有經濟配置的結果是，社會就業的林題日益嚴重。過去10年，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基本上保持在民企固定資產投資的4倍左右，但從98年到現在，國有經濟提供的就業每年在減少，而民營經濟提供的就業則每年按幾百萬在增加。偏袒國有企業的結果之一是，抑制就業增長，使勞動力價格下跌或停滯不前，壓低勞動力價格又導致老百姓收入下降，並進一步壓抑國內消費。
林：根據您過去寫的一篇文章，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在持續明顯下降，一個資料是，1952年這一比例為69%，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已下滑到45%，2007年縮減至35%左右；與之相對照的是政府開支占GDP比重持續上漲，從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
陳：藥方是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將剩下的國有企業股份都裝入其中，央企放到全國國民權益基金，地方國企放到各省的國民權益基金，然後將這些基金的股份均分到老百姓手裏，讓全國公民分享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
林：從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對應角度理解中央工作會議的主題，能否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要刺激內需，改善收入分配，就必須從政府主導的投資動力推動的經濟，轉變為由微觀經濟個體主導的消費動力推動的經濟？
答：的確如此，強勢政府支持下的行政經濟，必然側重投資，必然側重形象工程，因為官僚體系不是靠經濟效率來決定錢應該怎麼用，而是追求政治升遷資本的最大化，以此決定資源如何投放，這就必然注重投資。可以說，權力主導資源配置的時間越長，就越導致資源低效率的使用，國有經濟做了20年，結果把中國經濟帶到一個十分危險的境地，這才為78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推動力。可惜30年以後，我們把過去的教訓忘了。所以，接下來20—30年的發展和變化，就不會像前30年這麼容易了。
林：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說，除了國家控制了國有資產和土地，導致國民收入受到壓抑外，我國的稅收和財政支出，都不需要經過人大審議。也是導致國民收入不振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陳志武：這就是財政民主的林題，人大和政協都缺乏對徵稅權的制約、缺乏對政府財政預算制約的能力。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發揮人大系統的獨立監督作用，經常性舉行各種聽證會，每個季度起碼有兩個星期，讓人大的專業委員會把相應部門領導叫過來問責，例如財經委員會召集商務部、證監會、銀監會的管理層，看哪些政策有問題，有哪些不同意見，進行公開正式的問答。政府機關對人民負責的方式，就是對人民代表機構負責。
林：有人要說，人大代表沒有專業的能力去面對國資委、銀監會，對他們進行監督。
陳：如果沒有這樣的機制，就必然像現在這樣，人大代表和專業委員會的專業性不足。你不能怪他們，因為在目前的做法下，即使他們有這樣的專業技能，也會是閒置的。但，一旦公開聽證會變成人大的一種常態機制、變成一種傳統，人大委員們一方面自己會有壓力去學，另一方面也會找很多顧問，會自己召集研究團隊做調查和準備工作，他們會被逼著去學。
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社會保障力度，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有一個資料，在“四萬億”資金投入中，政府承諾的保障型住房投入只到位20%，您認為在當前的權力結構下，通過政府主導來補貼低收入群體這一政策落實的機會大嗎？
陳：要落實這些政策，就必須有全國人大、地方人大舉行各種公開聽證會，至少在專業委員會層面能舉行聽證，這樣才能保障行政部門、地方政府會執行政策。在目前的機制安排下，保障型住房成了空文，不奇怪。
林：從您剛才的談話中可以發現，國家的權力太強，而個人權利不彰，才是過去經濟增長模式導致內需不足的癥結。
陳：是的，政府擁有生產資料、擁有並經營企業，不僅會降低經濟效率，不利於就業的增長，也會讓老百姓享受不到該有的財富效應，抑制民間消費。遺憾的是， 這次危機以後，借助救經濟，讓國進民退的趨勢大大強化。清華大學秦暉教授說的對，過去依賴“低人權”優勢使中國經濟成為世界工廠，靠出口帶動增長。按照經濟學的術語講，個人的權利得不到尊重、得不到保護，就是個人權利的價格很低，侵犯個人的權利所要付出的代價很低，因而中國產品的出口價格可以很低。但是，隨著經濟水準的提升，人們會要求更高的權利價格，令中國的經濟進入一個新的均衡。
林：當前，金融危機已經令經濟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將倒逼出一個更好的權利結構局面？
陳：金融危機帶來的結果，可能與你說的正好相反，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會更便宜，包括權利的價格也會更低，就像在傳統的中國，一旦有大的天災人禍，妻妾的買賣價格會下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在危機中通過行政手段讓國有經濟擴張、擠壓民營經濟、延伸強制力，使私人、個人的權利相對受擠壓，權利的價格在進一步下跌。
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關鍵
中國媒體人 林濤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供稿 2010-02-25
林濤（以下簡稱林）：中國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一個戰略是刺激內需，轉換經濟增長模式，雖然這已經是談了很多年的一個提法，但一個值得關注的背景是，在過去一年中，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更多的依然是按原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通過擴大投資來保增長，您認為這是否意味著政策開始轉向？
陳志武（以下簡稱陳）：基本思路很明顯，是這次金融危機逼出來的。從01年加入WTO到08年，7年多時間裏，整個中國經濟和企業，都享受到了WTO紅利，讓中國的勞動力和製造業優勢更充分地發揮出來，使出口每年大幅度增長。但，畢竟出口不是無底洞，7年後，由於美國金融危機的衝擊，令美國、西歐等發達國家經濟能為中國出口提供的發展空間，越來越有限。這就把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壓力推到新的高度，這次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重點轉移到國內需求增長上，是自然選擇。
林：為什麼我國多年以前就已經有刺激內需的說法，但到今天為止這一問題依然嚴峻？
陳：如果一件事經過多方多年的努力都還不成，說明問題必然在於基礎制度安排上，而中國消費增長艱難跟國有制、跟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有關。根據我的一些研究，一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那麼在同樣GDP增長速度的情況下，其民間消費的增長速度就越慢。道理很簡單，當主要財產是國有、土地都是國有或者公有的社會，企業產權再升值、國有企業利潤再多、土地再升值，老百姓都無法感受、享受到這些資產收益，得不到財富效應，因為這些資產收入都由政府獨享。這些年的經濟增長讓土地升值很多，國企利潤和資產都升值很多，但這些對老百姓的收入和財富沒有產生影響，所以，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經濟增長速度很有限。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必須要保8、保9，才能保持起碼的穩定，是因為老百姓能夠感受到的GDP增速只有官方公佈的GDP增長的一半左右，他們分享不到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效應。
林：您認為當前的經濟危機以及中國的應對政策，是增強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還是減弱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怎麼評價刺激經濟政策的得失？
陳：是增強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強化國家對資產和各行業發展機會的佔有度。近一年多，因為雙擴張政策，財政和信貸，都更多支援了國企，使國有企業的現金大大增加，讓國企有更多錢去在相關和不相關的行業進行很多並購，包括房地產行業。本來，從90年代中期到近兩年前，房地產業總體上競爭非常激烈，主要是民營企業主導的，但最近一兩年，越來越多的房地產企業被國企並購。在最近的土地競拍時，不少國企買出了地王。綜合在一起看，積極財政和信貸政策，以及眾多政策的導向上，都偏袒國企，令政府在經濟中以利益者出現的程度大幅提升。
林：有人把我國的經濟刺激政策與凱恩斯主義相提並論，您覺得是否具有可比性？
陳：存在本質區別。比如，羅斯福新政最核心的地方，是通過立法重建市場規則，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為社會提供底線保障，以這些方式對經濟進行規制和調整，而不是由政府以賺錢為目的建立眾多國企，既做裁判又做球員，這不是羅斯福新政的思路。在中國往往有人借凱恩斯主義的說法，可做的是蘇聯國有經濟的事，是計劃經濟的事。即使像美國在08-09年由於金融危機的惡化，由政府出錢去支持華爾街銀行等，但最近銀行都紛紛將政府的資金退還，政府不再擁有這些銀行的證券，這說明，政府注資只是危機嚴重時解救危機的辦法，但不是聯邦政府將長期充任銀行的股東。這些我在08年底、09年初的許多訪談中都談到了。
林：您怎麼分析，為什麼在這樣的經濟刺激政策，最先復蘇的並不是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而是大宗商品市場、房地產和股票市場？
陳：這不奇怪，全球產能嚴重過剩，尤其在需求嚴重萎縮的情況下，當然不能在工業等領域做更多投資，因為那樣使產能過剩得更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和個人拿到資金只好去投股市、房市，往資產市場上壓，由此刺激房地產項目的大增，要蓋大量的樓房。另一方面，就是由地方政府去做投資，往眾多基礎設施上投資。於是，不管是房地產還是各地的基礎設施專案，都需要用到很多材料和各種工程機械，大大增加對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北京房價09年上漲50%多，沿海房價漲幅有的地方更多。由此產生的局面，資產泡沫風險很大。現在北京的房價和東京房價差不多，但北京普通人的平均收入是東京的十分之一左右，不需要學太多的經濟學，都知道這種情況不能持續，這種資產泡沫會造成今後的金融危機。
林：除了股市、樓市現漲起來之外，製造業普遍面臨原材料、能源等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情況，即所謂“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您怎麼理解這一現象的成因？
陳：主要是因為人民幣掛靠美元，長期停留在一美元對六塊八人民幣的匯率上。在美元相對其他主要貨幣、貴金屬以及資源基本上都在貶值的時候，因為美元貶值產生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就會100%輸入中國，造成製造業的材料價格上升。帶來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
林：眾所周知，為了獲得出口競爭力，中國的勞動力和資源要素的價格，都是被不斷壓低的，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也成為壓低中國產品價格的手段之一。為什麼中國必須依靠壓低價格來獲得出口競爭力？
陳：因為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只追求簡單的GDP增長速度。在國有經濟比重這麼高的情況下，一方面老百姓享受不到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效應，國內消費難以增長，所以得靠出口，另一方面，由於國有企業儘管得到最多的資金支持但又不創造太多的就業，而創造就業機會的民營企業又得不到資金，結果使國內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因而讓國內居民的收入進一步降低或者沒法以跟GDP增速相配的速度上升，壓抑國內民間消費的增長空間。因此，為了給不斷擴大的製造業產能，就只能依賴出口市場，通過匯率壓低出口品的價格。雖然方方面面的經濟發展重點放在製造業上，最近10年中國的製造業並沒有增加太多的就業機會，甚至一直在減少。這本身說明資源過多地向國有經濟配置的結果是，社會就業的林題日益嚴重。過去10年，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基本上保持在民企固定資產投資的4倍左右，但從98年到現在，國有經濟提供的就業每年在減少，而民營經濟提供的就業則每年按幾百萬在增加。偏袒國有企業的結果之一是，抑制就業增長，使勞動力價格下跌或停滯不前，壓低勞動力價格又導致老百姓收入下降，並進一步壓抑國內消費。
林：根據您過去寫的一篇文章，中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一直在持續明顯下降，一個資料是，1952年這一比例為69%，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已下滑到45%，2007年縮減至35%左右；與之相對照的是政府開支占GDP比重持續上漲，從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
陳：藥方是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將剩下的國有企業股份都裝入其中，央企放到全國國民權益基金，地方國企放到各省的國民權益基金，然後將這些基金的股份均分到老百姓手裏，讓全國公民分享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
林：從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對應角度理解中央工作會議的主題，能否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要刺激內需，改善收入分配，就必須從政府主導的投資動力推動的經濟，轉變為由微觀經濟個體主導的消費動力推動的經濟？
答：的確如此，強勢政府支持下的行政經濟，必然側重投資，必然側重形象工程，因為官僚體系不是靠經濟效率來決定錢應該怎麼用，而是追求政治升遷資本的最大化，以此決定資源如何投放，這就必然注重投資。可以說，權力主導資源配置的時間越長，就越導致資源低效率的使用，國有經濟做了20年，結果把中國經濟帶到一個十分危險的境地，這才為78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推動力。可惜30年以後，我們把過去的教訓忘了。所以，接下來20—30年的發展和變化，就不會像前30年這麼容易了。
林：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說，除了國家控制了國有資產和土地，導致國民收入受到壓抑外，我國的稅收和財政支出，都不需要經過人大審議。也是導致國民收入不振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陳志武：這就是財政民主的林題，人大和政協都缺乏對徵稅權的制約、缺乏對政府財政預算制約的能力。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發揮人大系統的獨立監督作用，經常性舉行各種聽證會，每個季度起碼有兩個星期，讓人大的專業委員會把相應部門領導叫過來問責，例如財經委員會召集商務部、證監會、銀監會的管理層，看哪些政策有問題，有哪些不同意見，進行公開正式的問答。政府機關對人民負責的方式，就是對人民代表機構負責。
林：有人要說，人大代表沒有專業的能力去面對國資委、銀監會，對他們進行監督。
陳：如果沒有這樣的機制，就必然像現在這樣，人大代表和專業委員會的專業性不足。你不能怪他們，因為在目前的做法下，即使他們有這樣的專業技能，也會是閒置的。但，一旦公開聽證會變成人大的一種常態機制、變成一種傳統，人大委員們一方面自己會有壓力去學，另一方面也會找很多顧問，會自己召集研究團隊做調查和準備工作，他們會被逼著去學。
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大社會保障力度，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有一個資料，在“四萬億”資金投入中，政府承諾的保障型住房投入只到位20%，您認為在當前的權力結構下，通過政府主導來補貼低收入群體這一政策落實的機會大嗎？
陳：要落實這些政策，就必須有全國人大、地方人大舉行各種公開聽證會，至少在專業委員會層面能舉行聽證，這樣才能保障行政部門、地方政府會執行政策。在目前的機制安排下，保障型住房成了空文，不奇怪。
林：從您剛才的談話中可以發現，國家的權力太強，而個人權利不彰，才是過去經濟增長模式導致內需不足的癥結。
陳：是的，政府擁有生產資料、擁有並經營企業，不僅會降低經濟效率，不利於就業的增長，也會讓老百姓享受不到該有的財富效應，抑制民間消費。遺憾的是， 這次危機以後，借助救經濟，讓國進民退的趨勢大大強化。清華大學秦暉教授說的對，過去依賴“低人權”優勢使中國經濟成為世界工廠，靠出口帶動增長。按照經濟學的術語講，個人的權利得不到尊重、得不到保護，就是個人權利的價格很低，侵犯個人的權利所要付出的代價很低，因而中國產品的出口價格可以很低。但是，隨著經濟水準的提升，人們會要求更高的權利價格，令中國的經濟進入一個新的均衡。
林：當前，金融危機已經令經濟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將倒逼出一個更好的權利結構局面？
陳：金融危機帶來的結果，可能與你說的正好相反，幾乎所有的東西都會更便宜，包括權利的價格也會更低，就像在傳統的中國，一旦有大的天災人禍，妻妾的買賣價格會下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在危機中通過行政手段讓國有經濟擴張、擠壓民營經濟、延伸強制力，使私人、個人的權利相對受擠壓，權利的價格在進一步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