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中國經濟奇蹟的真正源泉

甚至連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已經找到了主要依靠國家財政與控制的繁榮之路。但是，他們大錯特錯了。
美國式資本主義的可信性是全球金融危機中最早的犧牲品之一。隨著雷曼兄弟銀行的破產倒閉，全世界的權威評論家一窩蜂地唱衰美國經濟理念——有限政府、最小限度的監管和對信貸的自由市場分配等。在考慮以何種模式取代沒落的美國模式時，有些人把目光轉向了中國。在中國，市場受到嚴格的監管，而金融機構則由國家控制。在經歷了華爾街的潰敗後，焦躁不安的法蘭西斯•福山在《新聞週刊》（Newsweek）上撰文指出，中國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看起來越來越有吸引力了。”《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專欄作家大衛•伊格內修斯為基於孔子思想的“新干預主義”在全球的出現而高聲歡呼；伊格內修斯引用理查•尼克森間接稱頌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話說：“現在我們都中國化了。”
但是，在宣佈新的中國世紀的曙光到來之前，全球的領導人和高管們需要好好再想一想，中國活力的源泉到底是什麼。說到中國經濟奇跡產生的原因，獲得廣泛認可的看法——那是專家治國論的勝利，共產黨依靠國家控制的企業實現了向市場經濟的逐步轉型——從各個重要方面來講都錯了。這種標準的看法認為，企業家精神、私有財產權、金融自由化和政治改革對中國的經濟奇跡只發揮了很小的作用。但是，基於對中國政府的調查資料和中央及地方政府檔的詳細分析，我的研究結論是，財產權和私營企業是高速增長和貧困水準降低最主要的激勵因素。
我們經常讀到這樣的文章，認為漸進主義是中國成功地從馬克思主義轉型到市場經濟的關鍵因素；許多文章稱讚北京摒棄了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採用更加務實的方法，創建了良好的商業環境，讓私營企業有機地發展。這種觀點認為，通過在上世紀80年代首先進行小範圍改革，中國經濟發展的自由度和市場導向水準逐漸提高，並在90年代後期積蓄了發展動力。但事實並非如此。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上世紀80年代進行的金融自由化和私營企業的早期地方性試驗，催生了鄉鎮企業最初的蓬勃發展。正是這些早期的收穫——而並非國家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和90年代的城市化——為中國奇跡奠定了真正的基礎。
儘管有許多專家將中國宏大的基礎設施項目和利用外國資金建設的嶄新工廠與印度破敗不堪的公路和微不足道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進行比較，但這種觀點誇大了公共開支和外國投資對中國發展的貢獻。直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前，這兩種因素在中國的影響力所占比重都不大——它們的出現比80年代寬鬆的金融控制和最初的鄉鎮企業發展大潮要晚得多。
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比90年代快得多，並且產生了更好的社會效益：貧困人口下降，貧富差距縮小，而且勞動力在GDP中所占百分比——衡量從經濟發展中人均獲益的指標——顯著上升。從1978年到1988年，生活水準低於中國貧困線的農村人口減少了1.5億以上。而在90年代，儘管GDP幾乎都達到了兩位數增長，並且實施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但貧困人口數量卻只下降了6,000萬。此外，在80年代，中國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而不是消費驅動的程度遠不像今天這樣嚴重。
換句話說，企業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不同，它不僅帶來了增長，而且還對增長所帶來的利益進行了廣泛的分配。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既充滿活力，又符合社會道德。
西方媒體總愛把像北京、上海和深圳這樣的大城市稱頌為生機勃勃的發展中心（見圖表）。而中國的農村地區，即使被提到，也通常被形容為貧困的窮鄉僻壤。但是，只要對經濟資料進行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對中國現代化城市高樓大廈的這些令人震撼的描述完全是一種誤導：事實上，中國的農村才具有最大的經濟活力，而政府的強勢干預已經窒息了中心城市的企業家精神和所有權。
後一種觀點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事實上大部分都可以被描述為兩個中國的鬥爭：由市場推動的、富有企業家精神的農村與由國家主導的城市之間的鬥爭。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中國農村佔據優勢地位，中國的資本主義就是企業式的、獨立於政治的，並且是充滿競爭活力的。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中國城市佔據主導地位，中國的資本主義就會朝著依賴於政治和國家集權的方向發展。
上海是中國城市發展最顯著的象徵，其現代化的摩天大樓、外國奢侈品商店和全國最高的人均GDP使其成為中國的模範城市——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獲得成功的最好例證。事實果真如此嗎？採用更具有實際意義的經濟成就指標來衡量，上海的發展遠不及溫州。溫州是位於上海南邊數百英里以外一個浙江省的城市，這裏是企業資本主義的一片樂土。上世紀80年代初期，使溫州聞名於世的僅僅是它那勤勞的農民。當時，在溫州的500萬居民中，城市人口還不到10%。如今，溫州是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其數量眾多的企業主宰著歐洲的服裝市場。而相比之下，曾經是中國最早的實業家樂園的上海，如今卻很少湧現出本土企業家。
溫州的轉型幾乎完全是靠自由市場政策來實現的。早在1982年，當地官員就開始試行民間借貸、自由利率、存貸款機構的跨地區競爭，以及向私營企業提供貸款等。溫州市政府還大力保護私營企業家的財產權，並從其他諸多方面使城市更有利於企業的發展。
本土企業為民生福祉帶來了什麼變化嗎？非常多。按人均GDP計，上海幾乎是溫州所在的浙江省的兩倍（難以獲得溫州人均GDP的詳細資料）。但是，如果衡量家庭收入——一般居民的實際的支出能力——這兩個地區的繁榮程度就旗鼓相當了。2006年，一個典型上海居民的家庭收入比一個典型浙江居民的家庭收入高13%，但上海居民的非工薪收入水準（如政府福利）卻幾乎是浙江居民的兩倍。兩地居民的平均勞動收入大體相當。平均來看，上海居民從經營企業中獲得的收入比浙江居民低44%，而從所擁有的資產中獲得的收入則要低34%。這就意味著：國家資本主義可以提高城市高樓大廈的樓高和GDP的統計資料，但並未提升居民的實際生活水準。
如果研究一下浙江省與其北部近鄰江蘇省的經濟狀況，這種對比就會更加清晰。這兩個省份可以進行近乎完美的比較。它們的地理條件差不多相同：都是沿海省份，江蘇位於上海北面，而浙江位於上海南面。它們還擁有相似的企業發展歷史：都對解放前上海的實業家和企業家階層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在改革以後的若干年裏，江蘇省吸引了外國投資並從公共建設工程開支中受益頗多，而浙江省卻不然。這種差異產生了令人吃驚的結果。
20年前，江蘇省比浙江省更為富庶，但如今卻比浙江窮，在每一項重要的經濟和社會福利指標上都落後於浙江。平均來看，浙江居民的資產性收入要大大高於其北方鄰省的居民，他們居住的房子更大，擁有電話、電腦、彩電、相機或汽車的比例更高。浙江的嬰兒死亡率更低，浙江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更長，識字率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遠遠低於江蘇。應該如何解釋浙江更勝一籌的繁榮呢？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在江蘇，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歧視本地企業而青睞外國資本；而浙江的官員則讓本土企業家擁有自由支配權，允許他們構建更大、更富有活力的本地供應鏈。
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難解之處並不是其經濟如何發展，而是西方專家為何對其發展歷程的理解錯誤百出。一個原因是，這些外來旁觀者誤解了構成中國經濟體系最基本的元素之一——鄉鎮企業——的性質。一些西方最知名的經濟學家將鄉鎮企業稱為具有中國特色——具有創新意義的混合體，在政府的控制下實現了高速增長——的資本主義象徵。例如，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裏茲就稱讚鄉鎮企業為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轉型時最常見的問題——私人投資者的資產剝離——提供了具有獨創性的解決方案，他認為，這些企業既具有公有制的形式，可以避免被掠奪，同時又能實現私營企業的高效率。
簡而言之，西方經濟學家常常認為鄉鎮企業歸鄉鎮政府所有。就在2005年，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道格拉斯•羅斯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指出，鄉鎮企業“與經濟學中的標準企業很少有相似之處”。但有證據表明，情況並非如此。在中國國務院1984年3月1日發佈的一份政策性檔中，第一次正式提到了鄉鎮企業的名稱。該檔將它們定義為“由鄉鎮主辦的企業、由農民組成的聯合企業、其他聯合企業和個體企業。”“由鄉鎮主辦的企業”一詞指的是歸鄉鎮所有並管理的集體企業。該政策檔中提到的所有其他企業均為私營企業：個人所有的企業或有多個股東的較大型企業——都是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中的標準企業”。官方對“鄉鎮企業”一詞的使用具有非常顯著的一致性：它一直是既包括私營企業，也包括政府主辦的企業。
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會犯錯誤，是因為他們認定該名稱涉及到所有制。但中國官方卻從地理含義上去理解它——位於鄉鎮的企業。中國農業部的記錄證明，私人擁有並管理的企業實體在鄉鎮企業中占絕大部分。在1985年到2002年期間，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數量於1986年達到頂峰，為173萬家，而私營企業的數量卻迅猛增長，從大約1050萬家增加到超過2,000萬家。換句話說，在改革時期，鄉鎮企業數量的增長完全歸功於私營企業。到1990年，在改革的頭10年中，此類私營企業雇用的勞動力數量占到了鄉鎮企業雇用勞動力總數的50%，而稅後利潤則占到了58%。
對中國發展的真正源泉的思想混亂也攪亂了外國人對中國企業出現在國際市場上的理解認知。人們常說，中國為全球競爭帶來了新的企業模式，國家所有制與明智的運用政府對金融的控制相結合，創造了獨一無二的競爭力源泉。電腦製造商聯想公司就經常被讚頌為中國非傳統商業環境中的一個傑作。
但是，聯想的成功大部分要歸功於其早期便在香港註冊並在香港募集資本的能力，而香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1984年，聯想公司從中國科學院獲得了第一筆啟動資金，但其後所有重大投資的資金均來自於香港。1988年，該公司從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技術公司獲得了90萬港幣（11.6萬美元）的投資，成立了合資公司，使聯想能夠將香港作為其法定的公司所在地。1993年，香港聯想公司在香港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上市，集資1,200萬美元。聯想公司是香港基於市場的金融與法律體系的成功故事，而並非中國由國家控制的金融體系的成功案例。
當中國在汲取華爾街崩潰的教訓，並準備應對全球經濟低迷之時，它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去接受它已經發現了比自由市場更高效的發展模式的說法。中國經濟奇跡的真正經驗其實非常傳統——基於私有制和自由市場金融。中國的經驗為全世界提供了非常及時的提示：旨在鼓勵這些力量發展的改革的確奏效。
作者簡介：黃亞生，麻省理工學院Sloan管理學院副教授，從事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工作，創建並管理麻省理工學院的中國和印度實驗室，該實驗室旨在幫助本土企業家提高管理技能。本文摘自其《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企業精神與國家》（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