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東價值”：破碎的美國夢

英國《金融時報》法蘭西斯科•格雷拉(Francesco Guerrera)紐約報導 2009-03-18
如果換在以前，乘客會欣然接受機場登機口乘務員提供的優惠待遇。但在自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之際，在憤怒的公眾、民粹主義政治家和咄咄逼人的媒體大聲呼籲嚴打華爾街“過分行為”之時，情況就不一樣了。當面對航空公司常見的歡迎辭“先生，您已被升級到頭等艙。請跟我來”時，資深銀行家有些遲疑，得三思而行了。
最後他回答道：“我在普通艙就好，謝謝”。他放棄了更好的座位，也在美國公司數十年來建立並傳播至全球各地的理念和實踐體系中，打開了又一條縫隙。
曾幾何時，企業高管及其公司被視為褒獎成功的美國夢的一個範例——巨額的薪金、奢華的待遇，以及眾人的景仰。而如今，他們深深陷入了一場將給商界帶來革命性劇變的風暴之中。資本市場的嚴重凍結、金融集團的內爆，以及由此導致的政府在私營部門影響力的上升，這些都引發了人們對於盎格魯-撒克遜式資本主義某些基石的質疑。
企業新年中長期堅持的原則——追求股東價值、利用股票期權激勵員工、輕度監管策略輔以董事會監督管理層等——如今被視為導致動盪的原因，看起來可能會徹底改革。“我們身處未知水域，”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表示。這位前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老闆身上體現了一個時代的特徵：市場力量不受約束地相互作用、首席執行官極權專橫、對於季度業績增長的極大關注成為壓倒一切的選項。
至少自冷戰結束以來，如今的價值體系和經營原則便被灌輸到企業精神之中，如果發現它們不符合人們的期望——令人痛苦地是，這一點已變得明顯——那我們該用什麼來取代它呢？
本能而言，企業領導人都是心態樂觀積極之人，但這一次，沒幾個人相信公司的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金融部門在引發動搖全球經濟的衝擊過程中的角色，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副作用：對於公司治理未來的辯論，已不再局限於董事會之內。利益相關者——從工會、維權投資者到政府自身——都在要求獲得制定新公司秩序的權利。用一位工會領袖的話說：“企業獨裁統治的時代結束了。現在是我們的時代。”
這樣的壓力，加之公司內部對危機突然帶來的優先事項的重新評估，已開始令先前企業大廈的基石之一——對股東價值的頂禮膜拜——訇然坍塌。
自韋爾奇1981年在紐約皮埃爾酒店(Pierre Hotel)的一次演講中提出著名的“股東價值”理念以來，通過逐季提高利潤和股息來回報股東的短期目標，已成為世界各地公司的口頭禪。隨著通用及其它重點關注股東價值公司的股價大幅飆升，全球各地的高管們開始信奉起阿爾弗雷德•拉巴波特(Alfred Rappaport) 1986年在其著作《創造股東價值》(Creating Shareholder Value)一書中闡述的信條：“對公司策略的最終考量，唯一可靠的衡量標準，就在於它是否為股東創造了經濟價值。”
基金經理們鼓勵這種態度，因為他們自己也面臨季度評估的壓力，這使他們沉迷于股東價值預言家們所承諾的收益和股價的不斷改善。
如今，這種緊盯眼前利益的做法，被視為造成當前全球經濟困境的一個根本原因。“從本質上講，即期的股東價值最大化總是短期性的，”耶魯大學管理學院的傑佛瑞•索南費爾德(Jeffrey Sonnenfeld)表示，“它對近期目標的重視超過長期戰略，造成了一種短暫的價值創造的幻覺。”即便是韋爾奇也認為，僅僅關注季度利潤增長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股東價值是一種結果，而不是一種戰略，”他表示。“你主要憑藉的是你的員工、客戶和產品的支援。”
與其他許多企業界要人一樣，韋爾奇希望由董事和高管們來找到擺脫短期主義的新途徑。但工會、監管機構和政府當局則認為，讓那些促成了當今混亂局面的企業精英們來領導變革，將無法根除削弱此前機制的根本矛盾。“我們認為，公司的運作不應從短期投資者和高管的利益出發，他們罔顧風險拼命賺錢，卻讓納稅人和真正的長期股東收拾殘局，”美國工會聯盟(US union federation)AFL-CIO的達蒙•西爾弗斯(Damon Silvers)表示。
工會和“對社會負責的”投資者認為，取代著眼短期利潤做法的，不僅應包括長期戰略思維，還應包括對諸多問題的關注，比如環境問題以及客戶和供應商的需求等問題。在本輪危機之前興起的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很可能獲得新的推動力，因為投資者認識到，企業僅將目光局限在追求利潤上並不總是最佳戰略。
許多商界領袖認為，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團正日益削弱他們經營公司的能力，他們反對這種現象。“如果說當前形勢下有危險存在的話，那就是我們不知道如何擺脫這種社會主義的小冒險，使私營部門能夠做他們最擅長的事情——創新、成長和創造就業，”商業圓桌會議(Business Roundtable)總裁約翰•卡斯特拉尼(John Castellani)表示。該組織是代表美國一些大型企業利益的遊說集團。
但緊隨民主黨成為國會多數黨之後，奧巴馬(Barack Obama)入主白宮，再加上公眾對富豪們的反感增強，已讓工會和其他改革活動家取得重大勝利。維權投資者要求多年但未有多大進展的一些改革，如對高管薪酬的年度表決（儘管不具約束力），已在美國國會通過。其他改革措施，如“代理參與”(proxy access)——股東有權向董事會提名候選人，有權投票罷免表現不佳董事——也在推進之中，而針對受政府救助銀行的獎金封頂規定，也已讓很多高管的後背發涼。
這些舉措為改革活動家們在重塑商業遊戲規則的第一大戰役中提供了新彈藥，這個戰役就是高管薪酬之戰。華爾街高風險、高回報模式的失敗，勢必在兩大方面——高管薪酬和股票期權的運用上——帶來變革。
在薪資多年飆升之後，美國的企業首腦們能夠預計到，今後幾年的薪酬將相對微薄。隨著低迷從金融行業蔓延到實體經濟，即便是那些尚未接受聯邦政府援助的公司，如通用電氣、聯邦快遞(FedEx)和摩托羅拉(Motorola)等，也加入了那些在政府保障下維持的公司行列，大幅削減高管的薪酬。
許多公司還在重新審核高管工資與其他雇員之間的差距。在美國，公司高管和普通員工所獲薪酬的差異幾十年來不斷穩步擴大，在2007年其平均值估計高達275倍，成為美國財富不平等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
造成高管薪酬飆升和迷戀短期目標的原因中，股票期權和其他形式的激勵是很重要的部分。迄今為止，股票期權一直被讚譽為將高管薪酬和股東利益一致起來的一種工具，但人們越來越懷疑，這種做法相當於為了與高管無關的股市上漲來獎勵他們。在銀行業，年終授予期權及股票獎勵的做法還有另外一個缺陷，那就是在對員工進行獎勵之時，公司或其股東還遠不能判斷其經營是否會取得回報。
一些銀行已宣佈相關計畫，如果某些雇員負責的交易日後出現重大問題，那麼其遠期獎金將被銀行收回。但是，這個某高管口中“用他人的錢獎勵我們自己的時代”帶來的影響，將遠遠超越金融行業的範疇。目前看來，監管機構和投資者肯定將引入諸多措施，強化薪酬和長期績效之間的聯繫，比如在員工退休前禁止其出售股票和期權，甚或直接制定一個薪酬上限。
聯邦快遞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去年12月道出了眾多企業領袖想說的話，他預言道：“令人不快、數額超乎想像的薪酬將越來越不太可能出現了。在董事會層面……討論事情將考慮儘量減少股東需要付出的代價。”
董事會本身也將受到輿論的攻擊。金融企業遭受的損失表明，那種關於董事在睿智地維護著股東利益的信念實為謬論——一個對於憤怒的投資者和渴望賺錢的律師來說毫無用處的謬論。因此，董事會的構成很可能將發生重大變革。
美國資深獵頭羅素•雷諾茲(Russell Reynolds)表示，董事將必須要更為見多識廣，也更加無私。“那種董事打得一手好高爾夫球、但不懂業務風險/回報比率的日子已經過去，”他表示。“但是，目前的環境卻要求人們能夠以相對較少的薪酬去把時間投入到企業中。這幾乎是一種慈善行為。”
鮑勃•波曾(Bob Pozen)等投資者認為，上市公司董事會應該向其非上市競爭對手的董事會看齊：規模較小，反應更為敏捷，更加稱職。“那些非上市公司的董事擁有專門知識、時間和動機去充分瞭解公司的問題，” 鮑勃•波曾是MFS投資管理公司的負責人。
傑夫•伊梅爾特(Jeffrey Immelt) 2001年從韋爾奇手中接掌通用之後，該公司股價下跌了約四分之三，而就在日前，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取消了通用公司的AAA評級。他最近曾感歎道：“在上世紀90年代，任何人都可以經營企業。一條狗也可以經營企業。”
對伊梅爾特和他同時代的人而言，不幸的是，現在不是上世紀90年代，也不像那之後的一些年。隨著曾被認為堅不可摧的企業結構在經濟動盪中崩塌，企業界所不得不放棄的，將遠不止是頭等艙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