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後知後覺？

以下為東方早報的採訪:
主持人：最近美國相關部門披露資料顯示，美國從一年前經濟就開始衰退。而那個時候中國政府還在進行宏觀緊縮的政策。對此您如何評價？
陶冬：年初時對於次貸危機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並不清晰，幾乎所有人都低估了金融海嘯的威力。這次金融海嘯之所以走到這一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保爾森在處理雷曼倒閉問題上的政策失誤。這些因素是不可能事先預估的，就此責備中國政府並不公平。
最近相關統計部門說美國一年以前已經進入衰退，但是實際上，許多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在年初時也沒有認為美國經濟已經進入衰退。今天講一年前已經進入衰退，是馬後炮。當時中國經濟處在通脹迅速升溫，信貸失控的情況。在當時的環境下，作出宏觀緊縮的政策我認為是正確的。
不僅中國的宏觀政策是收縮，美國、歐洲等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政策都是緊縮的。政策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改變，這是一個滾動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政府在政策上的調控，基本上是及時的。
保爾森在雷曼問題上的判斷失誤，使一場十年一遇的信貸收縮、經濟調整變成了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在雷曼之前，隨著資金市場的重新活躍，隨著貝爾斯登問題的妥善解決，全球的金融環境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好轉。
但是之後保爾森對於形勢的判斷過度樂觀，認為他已經有能力在不嚴重影響經濟、影響市場的情況下，為自由市場經濟劃出一條底線。換句話說，他想傳達這樣一個資訊，不能拿納稅人的錢去無原則、無條件地去填補過度投機所帶來的虧空。
這個原則是對的，但是處理的方式以及時機的判斷是有問題的。儘管雷曼倒閉沒有使得CDＳ（信貸違約掉期）市場崩盤，但是風險從沒有預料到的地方鑽了進來。貨幣基金擁有大量的雷曼債券造成了巨額虧損，導致投資者擠提貨幣基金。而這觸發了連鎖反應，資金市場出現斷流，銀行之間的信心完全喪失。這就造成了一次在現代金融史上罕見的、全球性的，針對整個銀行行業的恐慌和擠提。
當時如果救雷曼，成本可能只有六十億美元。由於沒有救雷曼帶來了連鎖反應和信心危機，各國政府已經付出了超過1.3萬億美元來打救。這是一個重大教訓。這1.3萬億美元只不過是重新穩定了金融市場，拯救了一場金融體系崩潰的浩劫。但是全球的衰退剛剛開始，這個可能對於經濟的傷害、就業的損失以及造成潛在的金融不穩定，目前還沒有可能對此量化。

主持人：中國經濟從去年的雙防到目前的全面促進經濟僅僅經過了1年多的時間。您怎麼評價政府宏觀調控的做法？
陶冬：政策的決定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藝術，政策的拐點的決定往往要在統計資料並不完全清晰、經濟形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做出的。如果我們幾個月之後，回過頭來做馬後炮式評論比較容易，但這是歷史學家和媒體的事情。在當時的環境下，政策作出判斷一定會有風險，有可能出現判斷錯誤。
在這一輪宏觀調控過程中，的確判斷有失誤。但是世界上大多數政府都犯了同樣的判斷失誤，我認為是可以容忍的。至於政府之後在刺激經濟政策出臺上，我給予高度評價。
政府去年在應對通貨膨脹失控問題上，一直認為是結構性通脹而行動遲緩。如果當時在通脹剛剛起來的時候，果斷通過進口糧食的話，中國通脹絕對不會上漲到8%。政府在這方面有誤判，而且是一系列的誤判。
但是在這一輪經濟失速問題上，我不認為政府後知後覺。中國經濟出現放緩的苗頭是5月份四川地震之後，由於北京召開奧運會，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是以穩定為主。但在奧運因素過去之後，經濟進一步下滑的苗頭出現之後，北京採取措施的速度實際上是相當的快。而且不但出手很快，出招也很猛，這種政策風格在溫家寶內閣是罕見的。
四萬億財政刺激政策在國際上贏得了普遍的好評，這不僅對於中國經濟有利，對於世界經濟也有利。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政府的調控並不像有些批評家所說的那麼差。

主持人：有專家認為金融海嘯不是造成中國經濟風險的最大原因，因為在此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為防止經濟過熱，採取一系列的手段宏觀調控，造成目前狀況的原因是政府的不利調控。對此您如何評價？
陶冬：金融海嘯對於中國的部分經濟造成了重大的衝擊，那就是出口。另外一個方面大家談論得很少，但是非常重要，這就是媒體對金融海嘯的飽和轟炸，對於企業家的投資信心造成了重大衝擊。國內的《直擊華爾街》捧紅了一個主持人，擊垮了整個國家的投資信心。我認為報導金融海嘯是應該的、必要的，人民有知情權，媒體有言論權，但是手法和頻率則有待商榷。至於宏觀調控措施是否對這一輪經濟放緩有影響，我認為有，主要體現在對信貸尺度的放鬆慢了一點，對於房地產的打壓時間更長了一點。
總體上來講，出現這一輪經濟下滑主要還不是政府造成的。中國經濟的鐘擺擺到經濟過熱之後，它自身也有需要調整的壓力。人們對於經濟增長的期望很高，人們對於資產價格上升的期望過高，人們對於投資可能得到回報的期望過高，工資（主要是農民工）急升，材料價格急升，增長變得不可持續。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資產的泡沫、庫存的大量積壓、產能的擴張大大超過實際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本身就需要一個內在調整，次貸爆發為此提供了一個契機。

主持人：您個人對2009年宏觀經濟的預期比較悲觀，認為中國經濟面臨保7，甚至保6的問題。您認為中國政府是不是可以運用宏觀調控的做法扭轉狀況？
陶冬：我不認為自己悲觀，只是國內不少人對於中國能夠快速擺脫目前的困境過度樂觀。我對於政府花大力氣搞財政擴張持肯定態度。但是不要忘掉，中國經濟過去有五架馬車拉著，出口、消費、投資、房地產、結構調整五架馬車一齊拉動經濟增長。今天五匹馬都沒有了，光靠財政擴張一匹馬，很難拉出過去5架馬車拉出的速度。
至於四萬億這個數字應該是摻了很多水的，到底摻了多少水我不知道，我相信總理都不知道。四萬億相當於中國GDP的17%。地方政府報出來的18萬億投資計畫，更相當中國GDP的77%，這是沒有可能的事情。這18萬億和當年大躍進時期的畝產多少萬斤是一回事情。
但是，我並不對於經濟整體的失速太悲觀。的確有許多地方的基建專案已經開始上馬，明年更多的政府支持的大型的基建項目也會上馬，我相信中國經濟達到7%甚至８％的增長速度，是有可能的。但是再回到雙位數的增長，至少在今後三年內可能機會不大。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間，中國有過幾次通過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它們對維持經濟的增速有幫助，但是沒有一次真正成功地把經濟拉回到一個明顯的上升軌道。前總理朱鎔基在上世紀90年代末，推行了激進的凱恩斯式的擴張，它穩定住了中國經濟，制止了中國經濟滑向亞洲金融危機的漩渦。但是中國經濟真正出現起色，是2002年房改以後的事情。換句話說，中國真正回到雙位元數的增長需要民間經濟活動。

主持人：您對於下周舉行的經濟工作會議您有什麼樣期待？
陶冬：我覺得下周將要舉行的經濟工作會議可能是過去幾年中最重要的一次會議。中國經濟今天所面臨的內憂外患是十年來罕見的，在內需迅速放緩，國際同步衰退大局已定的情況下，有必要對明年的經濟形勢作一個清醒的判斷，對可能出現的問題有一個前瞻性的估計，然後進行政策上的部署。
但是我所關注的重點不在於有多少新的經濟政策出臺，而在政策語言方面的表述。實際上，該出的政策多在11月份已經推出了，四萬億的財政刺激本來也是要留到經濟工作會議之後的，但是由於形勢所迫，匆忙推了出來。中國人民銀行的減息，從小步緩降，一下子變成大幅度的108個基點的大降。出手之快、出招之猛，的確罕見。
陶冬：房地產不死不活
我認為中國的房地產處於不死不活的狀態。開發商資金流的最壞時間已經過去。

編者按：做為全球知名的金融機構，瑞士信貸集團在這次全球金融海嘯中也受到了不小的影響。作為瑞信的董事總經理及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冬先生一直關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而作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地產也自然成為了陶冬重點關注研究的行業。
在過去的這一年時間裏，陶冬曾認為內地房地產大幅降價可能性不大，也表示相信樓市的牛市未死。但在12月1日，接受觀點地產網採訪時，陶冬進一步表示，新的牛市短時間內很難出現。
下為採訪實錄：
觀點地產網：你怎麼看待2009年的中國房地產市場？
陶冬：我認為中國的房地產處於不死不活的狀態。開發商資金流的最壞時間已經過去，但是在整體經濟沒有出現比較大的復蘇之前，在金融資產價格沒有調整之前。我相信，一輪新的牛市也沒有辦法產生。
對於中國經濟，我們認為目前增長基本在6%左右。這一方面有全球步入衰退，世界金融市場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困難境地的原因；同時也有國內私人投資信心突然消失，個人消費信心不足的背景。目前看來，從各方面的資訊回饋，除了政府資助的項目以外，幾乎所有的個人投資專案都處於停頓狀態，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出乎我們意料的。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理論上有一個防火牆，由於中國資本項目的不開放，許多國際金融海嘯應該可以被阻擋在防火牆之外，但是實際看來，由於在21世紀的媒體報導和渲染之下，投資者對於業務前景感到不明朗，明顯看見投資熱情的消失。
至於消費，由於負財富效應的醞釀，由於房地產和股市的長期不振，那麼個人的大宗消費如汽車、旅遊有明顯下滑。最近出現的是農民工的整體失業，這個也是對低端消費構成重大衝擊。政府可以在減少個人所得稅徵稅起點，但是中國和美國消費就不同。中國的消費就不缺錢，把退稅支票放在他們手中，不過使他們銀行帳戶金額上升一點。
至於全球的形勢，我們相信全球金融系統風險的最壞時機已經過去，但是全球衰退剛剛開始。今後兩到三年，基本上美國都需要持續地對消費者削減負債，那麼這個對於全球需求和全球經濟的潛在增長都有重要的影響。
在這樣一個環境下面，我們相信政府推出極其主動的財政擴張政策是必要的，對於防止經濟進一步大幅下滑也許是有效的。但是這個對於經濟的刺激作用，我相信僅表現在為增長提供一個地板，換句話說，中國經濟也許不會滑落到4%或0的增長，但是在目前已有的6%到8%的增長上大幅度上揚希望不大。中國已經連續五年出現雙位數的經濟增長，許多人把它看作一種常態。但事實上，經濟如此大規模的增長是兩個超級因素共同作用下取得的。
第一個超級因素是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加工廠。這帶來了經常項目赤字的爆炸性增長，國內流動性的保障性增長，資產價格的提升；第二個超級因素是城鎮化和異乎尋常的房地產熱，這帶動了十多個產業鏈上不同行業的巨大擴張，中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重化工業、產能增長。這兩個超級因素未必完全結束了，但是爆發期已經接近尾聲，而新的超級因素目前還看不到。
我估計中國經濟在今後三年基本上是在8%左右的增長，這個增長對中國來講是不強的，但是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又是不錯的。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本上維持在8%的速度，我相信金融價格，資產價格，無論是樓市還是股市都難有重大突破。
針對房地產政策，中央政府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由打壓轉向扶植。但是所出臺的政策並沒有擊中目前房地產的兩大要害。
第一是開發商現金流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房地產的短期爆炸性依然存在。第二是買房人對於房價的預期，這個問題不解決住房市場的成交量很難有新的改善。那麼新的牛市就不會產生。
在過去的兩三個星期，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這不是在政府講的上面，而是他們沒有做的事情，也就是針對於地方政府的救市行為。北京採取的也睜也閉的情況，地方政府與地方房地產開發商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繫，如果北京在這個問題上持相對寬容的態度，那麼地方政府就有可能向辦法幫助被大家渲染得比較多的開發商現金流危機，有可能在靜悄悄中得到舒緩。
這種情況是有先例的，2005年上海房地產危機中並沒有出現大的開發商倒閉，背後的秘密實際上就是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將社保基金中的一部分，挪用了出來為開發商解困。如果開發商在現金流上有所舒緩，無論是通過地方政府的管道還是通過銀行的管道，或是通過資本市場的管道，開發商短期出現價格戰導致市場崩盤的可能性就會出現明顯下降。
但是保住房價並不能夠使房地產的基本面形勢出現根本性改變。房地產的牛市一定是來自于需求昌盛，但是目前北京已經沒有進一步打壓房價，使房價降到一個市場認為合理的水準，這種做法本身是把房市調整的時機向後推移。這個過程買房人也未必會心甘情願的跳下去重新再買房，把這兩個加在一起，我認為房地產的調整會被推後，但是真正問題的解決未必會在2009年。

觀點地產網：所以你認為現在的宏觀政策對房地產市場並沒有明顯的作用？
陶冬：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在往6%走，面臨非常重大的就業壓力，而這後面所帶來的社會風險是很大的。政府出臺的措施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舒緩壓力，但是不至於使得經濟重新強力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