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5月21日 作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世界史系主任 多明尼克•利芬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蘇聯經濟改革(perestroika)時期俄羅斯和西方世界之間的風流韻事,總是可能由愛成仇。帝國的隕落通常令人痛苦。若要以英國為例,形容一下蘇聯的解體,你肯定會想到上世紀30年代大英帝國的瓦解。當時在大多數英國人看來,大英帝國解體本質上是好事,是一種自然規律。你會想到,在帝國沒落的同時,蘇格蘭(相當於烏克蘭)和威爾士(相當於白俄羅斯)也退出了聯合王國,伴隨著毀滅性的經濟蕭條,君主立憲整體和議會制度(相當於蘇聯政府)也被顛覆。
在這種背景下,俄羅斯重新確立國際地位、並在後帝國時代維持一種利益範圍的努力,就不足為奇了。隨著俄羅斯從上世紀90年代的低谷逐漸復蘇,這種努力也與日俱增。不僅其“近鄰”,就連中西歐的大部分國家,現在都擔心自己過於依賴俄羅斯的油氣資源。當格魯吉亞一不小心惹惱了“俄國熊”,便發現莫斯科仍然有著在邊境線之外發起有效軍事行動的意願和能力。
但鑒於烏克蘭的大小與不穩定性、在烏克蘭生活的俄羅斯少數民族的人數,以及克裏米亞地區及黑海艦隊對俄羅斯人想像力的牽制作用,俄烏關係一直是國際穩定方面的最大風險。因此,上月俄烏簽署的協定——延長俄羅斯海軍在塞瓦斯托波爾港租約,以換取更低的能源價格——成為一段時期以來從前蘇聯地區傳出的最為可喜的消息。
對俄羅斯新帝國主義的譴責,有時是合情合理的,儘管如此,這種譴責總是應該有所節制,要意識到這種行為在昔日帝國都並不罕見。1945年之後,英國也曾經竭盡全力在其不斷萎縮的帝國版圖內保留盡可能多的影響力,有時不惜違反國際法(在蘇伊士)或侵犯人權(鎮壓肯雅茅茅運動(Mau-Mau)的戰爭)。
放棄一個陸上帝國,向來比放棄海外殖民地更加困難。英國曾經擁有一個帝國,而俄羅斯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放棄個人的財產,比直面對於自我身份的質疑要容易得多。面對亞洲或中東的眾多事件,倫敦方面更容易採取一種放鬆的態度,而莫斯科則更難對高加索地區的騷亂淡然處之。英國和法國面臨的難題中,與一個統一陸地帝國的問題最為接近的,便是愛爾蘭和阿爾及利亞問題,而在這兩個問題上,事實證明:帝國的撤退造成了異常嚴重的麻煩。
當然,俄羅斯緊緊抓住了帝國皇冠上那顆明珠:西伯利亞。考慮到這一地區的財富、稀少的人口以及中國這個“強鄰”,西伯利亞的安全必然會引起莫斯科的關切。但西伯利亞也提供了種種可能性和誘惑。在這個資源不斷稀缺的世界,西伯利亞的碳氫化合物資源不僅讓俄羅斯擁有了國際影響力,而且幾乎決定了其尋求自我肯定的方式。謝天謝地,俄羅斯選擇了能源作為武器,而不是軍事力量和吞併領土等手段。儘管如此,俄羅斯擁有的這種武器,使其在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的全球經濟體制中,成為一個有些尷尬的參與者。
隨著英語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的第二個時期開始面臨眾多考驗,人們幾乎不可避免地會想起第一個、由英國引領的全球化時期——那一次全球化進程在1914-18年遭遇重創,在1939-45年幾乎被摧毀。如果今天的中國是德意志帝國,那麼全球穩定的前景就不太樂觀。1913年,俄羅斯44%的貿易是與德國進行的,而且兩大帝國的繁榮對於彼此都利益攸關。儘管如此,1914年兩國間還是爆發了戰爭。
現有國際秩序的穩定非常符合當今俄羅斯的利益,如果這種秩序崩潰,能置身於火線之外,對俄羅斯而言就更為有利。但俄羅斯對於可決定其命運的地緣政治及經濟因素的掌控,甚至要比二十世紀上半葉更加無力。歷史不太可能讓俄羅斯的統治者相信,全球經濟聯繫(更不用說民主體制)是穩定與和平的保證。昔日的悲慘經歷大概會讓他們更相信一個事實:即儘管在1914年、甚至在1939年,都還有可能相信戰爭會以某種被定義為勝利的有意義的結果告終,但核武器的存在,使這種觀點不再可信。
本文作者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國際史系主任,著有《俄羅斯抗擊拿破崙》(Russia against Napoleon)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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