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摩根士丹利亞洲董事長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為英國《金融時報》 2008-09-05
關於北京奧運會對中國及亞洲其他地區的經濟影響，人們已經談得夠多了。第29屆奧運會開始前，中國經濟就在減速，並可能在未來一年內繼續放緩。在亞洲其他地區，類似結果看來也將上演。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與奧運相關的建築活動——中國官方資料估計約為420億美元——大多已在1年多以前完工。這意味著，所有後奧運建築回報應該在相當長時間以前已經發生，而不是在賽後。是的，在奧運之前和舉辦期間的幾周，北京與相鄰城市天津有工廠停工。但這兩座大城市加起來占中國總產出的比例也不到6%——不足以對中國龐大的生產力量帶來太大影響。
相反，起作用的是外部衝擊帶來的強大影響。這種衝擊與奧運毫無關係：打擊美國消費者的後泡沫調整，其間接傷害如今已開始在歐洲和日本呈現出來。發展中的亞洲是全球出口最密集的地區，流向外國市場的泛區域產出現在已達到創紀錄的超過45%，其中，中國的出口份額占近40%。隨著工業國家增長放緩，經過一段時間，中國和其他依賴出口的發展中亞洲國家將會感受到外部需求不足帶來的影響。任何源自奧運的迴圈週期，都可能被這些影響亞洲地區的更廣泛、更強大的宏觀力量所壓倒。
中國決策者非常清楚，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在不斷增加。作為近期從緊政策中心環節的銀行貸款限制目前已經放鬆。人民幣升值速度也已放緩，明顯偏離了2007年底和2008年初顯著的加速升值。在通脹上升的環境下，政策利率一直保持不變：將實際短期利率維持在接近於零，對任何國家的貨幣政策而言，都是一種高度刺激經濟增長的姿態。簡言之，中國支持增長的政策傾向再次高調而明確地傳遞出來，反映出其政策立場的轉變，這種轉變可追溯到遠比奧運會更重大的事件。
在這種背景下，通脹仍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未知數。近來支持經濟增長的政策舉措表明，中國政府正試圖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底線放在8%至9%之間。也許，在未來一年，中國面臨的最大宏觀問題是，這種減速——從2006-07年接近12%的迅猛增速降下來——是否足以遏制近期通脹壓力的增強。
人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在未來數年，通脹風險仍將是中國面臨的最艱巨的宏觀挑戰。尤其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官方愈來愈傾向於對通脹壓力的增強不予理睬，認為這是“結構性的”——由一些被認為不受國內貨幣政策控制的特殊力量造成。其中最常提及的3項發展是：最近的勞動工資改革，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進口”大宗商品通脹的發作；國際價格接軌，這想必會將中國產品的價格提高至全球水準。
中國通脹問題的這種結構性藉口，令人痛苦地回想起，上世紀70年代美國對通脹風險同樣錯誤地置之不理。當時，人們同樣提出有三種結構性力量超出了美聯儲(Fed)的控制範圍：與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衝擊掛鈎的工資指數化導致了工資-物價的螺旋上升；70年代初全球大宗商品繁榮帶來的進口通脹；減少污染和保障工人安全的監管措施造成的生產開支強制性增加。
上世紀70年代最重要的教訓在於，事實證明，美聯儲以“結構性”為由對通脹風險置之不理是完全錯誤的。雖然隨著一場嚴重經濟衰退，美國的通脹在70年代中期有所緩和，但隨著70年代下半期經濟的恢復，通脹出現了報復性的飆升，到1979年底時高達13%。美聯儲勇敢的新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將聯邦基金利率提升至驚人的水準，帶領美國經濟挺過了痛苦的硬著陸，才平息了結構性通脹的爭論。
中國和發展中的亞洲都不能冒這種風險——發展中亞洲日益以中國為核心，長期注重社會穩定和消除貧困。硬著陸對區域發展使命可能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然而，如果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以結構性為由無視通脹風險的上升，未能汲取上世紀70年代最明顯的教訓，那麼最終出現硬著陸的風險只會增加。
這向亞洲其他地區和全球經濟提出了一個嚴肅問題：能否將通脹壓力的增加遏制在中國？短期來看，全球商業週期陷入下滑時期也許能限制通脹的蔓延。但從中期來看，這種情況可能改變。全球化的跨境聯繫可能會令對中國通脹的遏制變得異常困難。
暫時的增長風險不應成為後奧運中國的主要擔憂。滯脹很可能是最大的風險：外部因素導致的增長不足，加上潛在通脹風險的嚴重惡化。中國政府注重滯脹等式中增長的一面，卻忽視了結果中的通脹。在盛大的奧運會舉辦過後，這仍將是最大的煩惱。
本文作者為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亞洲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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