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09日 作者：美國經濟學家、考夫曼公司總裁 亨利•考夫曼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美國幾十年來最重要的一輪金融改革將要瓜熟蒂落。誠然，立法者仍在制定細節，但新的美國監管制度的大致輪廓一天比一天清晰。這些新法律將從多個重要方面影響金融市場及機構。但迄今為止，投資者和經理人似乎都沒有充分把握將要對自己產生影響的變化。
首先，金融改革將有助於減緩信貸增長——幾十年來信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直至導致了目前的金融危機。隨著信貸增長放緩，金融機構的利潤在企業利潤總額中的比例將會下降。這種轉變將是艱難的；的確，它已經以非常痛苦的方式開始。但隨著新監管制度和信貸增長整體放緩幫助減少投機債務，經濟增長將會變得更可持續。這進而會對維持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起到很大作用。它還將讓美國有更多時間解決自身的財政問題。
與此同時，許多金融機構的最高管理人將會發現，自己進入了不熟悉的領域。他們的運營模式和企業文化，一直是通過將業務擴大至新的金融領域和吞併競爭對手，來追逐利潤和市場份額的積極增長目標。領先銀行的經理人揮舞著慷慨的薪酬激勵方案，鼓勵員工冒險。隨著機構不斷增長和拓展業務，它們的活動對高級經理人變得過於寬泛和複雜，而不能進行有效監督。與此同時，冒險越來越依賴定量風險模型，往往排擠了定性投資判斷。正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那樣，計量經濟學風險模型在最需要的時候失敗了。
或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金融法規對美聯儲(Fed)的挑戰，甚至會大於其對金融機構的挑戰。美聯儲的准獨立性已經受到質疑，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在限制過去金融業過度行為方面的糟糕記錄——最顯著的是它未能及時意識到（或採取措施制止）最近的信貸泡沫。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具有強大聯繫；當受到過度寬鬆的信貸市場推動的時候，財政政策才會變得過於寬鬆，而寬鬆信貸市場是由自由的貨幣政策為其融資的。美國國會進行了許多呼籲，其中包括對美聯儲政策進行獨立審計，由美國總統任命紐約聯儲主席，以及美聯儲理事會更多介入各聯儲銀行董事會成員的挑選。
實際上，美聯儲獨立於政治壓力的說法有些誇大。首先，美國總統任命美聯儲主席和理事會理事，而這些人選必須得到國會的批准；其次，仔細研究二戰以來的貨幣政策歷史就會發現，只有兩位美聯儲主席——威廉•馬丁(William Martin)和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遵循的政策有時與現任總統的短期政治抱負相衝突。
美聯儲獨立性面臨的直接威脅來自其他方向——尤其是其中兩個方向。一是其領導能力和真正採取主動的能力。當發現有證據顯示金融市場濫用行為時，美聯儲會介入嗎？即使經濟看起來並未過熱，但當金融市場變得過度投機的時候，美聯儲官員願意收緊貨幣政策姿態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美聯儲官員會願意利用自己的話語權，表達對市場過度投機的擔憂嗎？美聯儲能夠吸引並留住那種維持我們金融體系合理秩序所需的人才嗎？新環境中的有效貨幣政策領導力目前仍是一個問題。
美聯儲准自治地位面臨的另一個直接挑戰，是國會將如何應對太大而不能倒的難題。隨著其舉措導致金融領域進一步集中，美聯儲可能變得越來越政治化。這是因為貨幣政策決定將主要對那些並非太大而不能倒的機構造成影響。當這些（中小規模）機構中的某些機構倒閉時，它們將不可避免地被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同行吸收。正如近幾年的情況，貨幣政策由此將繼續促進金融領域的集中，導致機構數量不斷減少。
要獲益于擬議中的金融監管法規，美國需要一種融合經濟學與金融學的新的經濟哲學。缺乏此類哲學一直是一個重大失敗。經濟自由主義的弊端已經暴露出來。貨幣主義被金融創新淹沒。凱恩斯主義從未得到正當的實踐：人們輕易地接受它的擴張理念，卻往往無視它的限制要求。
回顧美國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主流經濟學表現欠佳。人們難以樂觀地認為，今天的主要經濟學家——他們的職業生涯框定了現狀——將提供融合經濟學和金融學的創新方式。其他人必須站出來。我們迫切需要擁有廣泛分析手段、足以回應時代召喚的經濟學家。
本文作者為Henry Kaufman & Company總裁，《金融重組之路：警告、後果與改革》（The Road to Financial Reformation: Warnings, Consequences, Reforms）一書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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