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啟蒙課

2010年06月10日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
“爸爸，危機結束了嗎？”
“哦，博比，還沒真正結束呢。看看那些有關市場動盪的新聞就知道了。”
“那為什麼還沒結束呢，爸爸？”
“這次危機是從2007年8月開始的，2008年秋季發展到了最糟糕的地步。以歷史標準衡量，對於規模這麼大的危機來說，這個時間不算太長。”
“爸爸，還不算太長？ 你不是說那些擔保和注資，央行的印鈔——你稱之為‘非常規政策'——以及政府的借貸，已經化解了危機嗎？”
“博比，你沒注意聽我說話，”父親有點兒不耐煩地答道：“我當時說的是，這些行動將阻止危機演變成一場蕭條。我說的總是對的。”
博比深情地笑了。
“別傻笑了，”他父親說道：“就拿富裕的西方國家來說吧：去年它們的產出萎縮了3.3%——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糟糕的。你聽說過二戰，對不對？”
“噢，是的。我們在學校至少學到過三次。”
“那好，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我知道，這個名字夠長的——本周表示，今年這些富裕國家的產出可能會增長2.7%。全球經濟在2009年下降了0.9%之後，預計今年將增長4.6%。即使與半年年前相比，這也超出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期。”
“如果這是真的，”孩子答道：“那為什麼所有人都在談論‘不穩定性'呢？這說的是什麼啊？”
“你知道地震之後會有一些餘震。這麼說吧，財政危機可能是金融危機之後的餘震。然後它們可能又會引發金融餘震。”
博比開始覺得這個話題有點意思了，這讓他覺得驚訝。“爸爸，那麼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呢？”
“唔，想想2007-09年的金融地震之前都發生過什麼：地產價格大幅上漲，建築業一片興旺；私人債務出現爆炸式增長；金融複雜性明顯上升。於是，當地產價格下跌的時候，我們感到非常恐慌。但還發生了另外兩件事情：政府獲得了超出預期的收入，並花掉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時，它們還能很輕鬆地借到錢。”
“在新出現的歐元區，所有成員國政府都發現自己能夠借到錢，就好像它們是德國。家庭和企業也能夠按照‘德國'條件借錢。所以，它們大把花錢。在光景好的時候，工資也大幅飆升。”
博比打了個哈欠。他爸爸接著說了下去。
“那麼，危機之後發生了什麼呢？在一些受泡沫影響的國家——美國、英國、愛爾蘭和西班牙——財政赤字上升到了和平時期未曾見過的水準。於是出現了財政危機的威脅。”
“引發這場餘震的，是有人爆出希臘在自身財政狀況問題上撒謊的消息，而那之後，歐元區又未能做出回應：對於自己應該援救那些不負責任的揮霍者的觀點，德國人憤憤不平；而其他人則認為德國人冥頑不化、欺淩弱小。如此這般，在回應金融問題方面，歐洲人就犯下了與美國人同樣的錯誤：他們坐視危機在眼前發展。”
“但它們出手拯救了希臘啊，”博比說道：“那怎麼會還有那麼多動盪呢？”
“關鍵問題在於投資者並不全是傻子：他們知道這些只是暫時的救急措施；他們知道希臘債務問題將會惡化；他們知道其他歐洲週邊國家將發現自己難以擺脫自身困境；他們也知道歐元區成員國之間的團結正搖搖欲墜；他們知道德國人很生氣；他們還知道資金不足的銀行容易遭受主權風險的衝擊。所有這一切，讓歐元看起來像是個糟糕的賭注。所以歐元貶值了。”
“這我懂，”博比回答，“但這些對歐元區有幫助嗎？”
“是的，”他爸爸答道。“但這會影響其他地區的前景——比如美國和英國。然後人們又會擔心這些國家也存在巨大的財政問題。目前市場似乎並不在意。但他們的觀點有可能改變。更糟糕的是，他們不知道該擔心什麼：最終的結果會是通縮、違約、通脹、金融危機，還是統統都有？市場和小孩子一樣，是無法預測的。”
博比決定不對這種取笑做出回應。“那麼，”他若有所思地問道，“下面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如果我知道的話，就不會只是一個財經記者了，”他爸爸答道。
博比笑了——這話聽起來耳熟。
他爸爸沒有注意到。“沒準兒，美國經濟獲得的動能，以及大型新興市場——特別是中國——將引領世界走出危機。經合組織說了，認為經濟前景‘適度樂觀'”。
“或者，你可能會說，龐大的財政赤字是不可持續的，而在歐元區和英國，旨在控制赤字的努力，將引發新的衰退和政治紛爭。同時，我們才剛剛開始削減私人債務，這需要許多年的時間。那些銀行規模太大了，而且它們的資產負債表上有著太多的可疑資產。此外，新興國家規模太小，實力也比較弱，不足以擔當世界經濟的火車頭。還有些人擔心中國目前經濟過熱，或正面臨巨大的資產價格泡沫——不過我不這麼認為。還有，目前在朝鮮和伊朗問題上，存在地緣政治方面的不確定性。簡單地說，市場之所以動盪，就是因為所有這些不確定性的存在。”
博比開始覺得這些話又有些耳熟了：爸爸喜歡看悲觀的一面。但就像媽媽總說的那樣，他有可能是錯的。
“不管怎麼說，”爸爸總結道，“這些餘震可能將持續多年，財政方面的擔憂會影響金融行業的信心，並產生反作用力。它也會影響到你：未來幾十年，西方國家政府將會缺錢。日子將會很悲慘。不過你可以學習中文，然後去東方發展。”
博比呻吟著。這聽起來可是個苦差事。但他靜靜地上床睡去。是什麼噩夢把他驚醒？

非洲系列之三：中國商品催生非洲中產階級

2010年06月08日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 湯姆•柏格斯 拉各斯報導
1977年，當尼日利亞東部的13名商人來到首都拉各斯城外一塊劃給他們的土地，準備建立新市場時，前景並不樂觀。
埃梅卡•戴克酋長(Emeka Dike)表示：“當初他們來這兒時，這裏還是茂密的森林和沼澤，到處是爬行動物。”
如今，戴克管理著被譽為非洲之最的電子市場。自從被拉各斯這座擁有1800萬人口的大城市吞沒之後，這裏早已發展成為一個擁擠的集市。
Alaba市場裏供應的都是象徵著富足生活的物品：冰箱、電視機、空調和炊具。
數百家店鋪的目標客戶群都定位為尼日利亞的中產階級——隨著生活品質的不斷提升，整個非洲大陸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都有所提高。
從手機通話的爆炸式增長，到啤酒公司的利潤迅速膨脹，非洲消費者市場不斷擴張的證據比比皆是。
在早期，Alaba市場只是面向少數人。只有兜裏揣滿了石油資金的精英人士，才負擔得起大型家電和日本音響系統。而就在10年前，世界工廠開始投產。
安瑟拉姆•恩瓦戴克(Anselam Nwadike)指著他在Alaba市場店鋪裏的兩台電烤箱。“如果圖品質，就選義大利貨，”他指著一台泛著銀色金屬光澤的烤箱，售價15萬奈拉，約合996美元。他又指著另一台售價5萬奈拉、簡單一些的烤箱，補充道：“如果圖便宜，就選中國貨。”
商人們估計，Alaba市場中約90%的電器都產自中國。多數人表示，中國產品的品質已有了顯著改善。一些人承認，部分用西方品牌包裝盒包裝的音響設備，實際上產自中國。
根據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簡稱非盟）2006年的一份報告，“中國進口商品可能比‘同類'進口產品便宜75%，比當地產的同類產品便宜至多50%。”
進口成本的驟降，讓更多非洲人過上了中產階級生活。很難估計這部分人的數量。來自聯合國的資料顯示，尼日利亞估計有1.5億人口，其中92%每天生活費不到2美元。
但許多分析師表示，上述數字沒有將大量非正式經濟活動、以及銀行業和電信業高收入工作崗位的激增考慮在內。
一份尼日利亞官方研究報告估計，該國1.5億人口中，30%擁有“中產階級”收入。但要晉身非洲中產階級，費用極其昂貴——Alaba市場最暢銷的一種設備就能證明這一點。
柴油發電機發出的嗡嗡聲，是拉各斯生活的背景音。由於國家電網大面積崩潰，發電機成了這裏的主要電源。
銷售中國產發電機的Alaba商人農索•恩瓦科沃(Nonso Nwankwo)表示：“沒有發電機，這個市場就存在不下去。”他賣的中國發電機，售價是日本老式發電機的四分之一。
但一台發電機生產每千瓦時電的成本估計為45奈拉，約為美國平均住宅電費的3倍。如果把維修費用納入考慮，Alaba市場其他電器的價格看上去就不那麼划算了。
腐敗也增加了額外成本。一名Alaba商人表示，“擺平”——也就是賄賂——海關官員和警方，也會讓每進口4萬美元抽油煙機的成本增加7000美元。儘管如此，由於有廉價的中國商品，Alaba的客戶們仍較為富裕。
但數萬名失業的尼日利亞紡織工人境遇卻相反。大量中國紡織品的湧入，對本已因電力不足而苦苦掙紮的尼日利亞工廠構成了沉重打擊。面對中國的競爭，刺激本地製造業的努力似乎是徒勞的。
尼日利亞出現工業中產階級的可能性，看上去就像200年前的歐洲一樣渺茫。
但當選為Alaba董事長的戴克表示，全球化為尼日利亞人提供了掏錢的財力和動機——至少在購買電視機方面如此。“這本應是一種奢侈品，”他表示，“但現在成了一種必需品。”

“首堵”給汽車生產商敲響警鐘

2010年06月08日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辛北
單程平均52分鐘的上班耗時坐實了北京“首堵”的稱號，同時也對汽車生產商敲響警鐘，中國汽車消費飽和點可能比他們想像的要來得更早。
上周由中科院專家牽頭完成的《2010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顯示，中國一線城市的上班花費時間都在40分鐘以上，而北京超過廣州、上海和深圳成為中國上班之路最漫長的城市。對於正“瞄準建設世界城市”的北京而言，這不啻一記當頭棒喝。
隨著北京2009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作為消費升級象徵的汽車銷售也一路狂飆，當年新車銷量超過70萬輛，使該市汽車保有量突破400萬輛大關。作為國內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北京銷量的井噴無疑讓眾多汽車廠商喜笑顏開，在痛悔去年“產能不足”之餘，今年紛紛大舉提高產能。
然而北京超長上班耗時所暴露的交通惡化已不是城市規模太大或功能區域佈局不合理所能解釋的。汽車產業對當地就業、稅收和GDP增長貢獻巨大，這就是為什麼北京和中國許多其他大中城市一樣樂於培養本地汽車廠商和銷售市場。前期較低的購置門檻吸引日漸富裕的城市消費者大量購車，但交通惡化及其他後期使用成本的上升使他們很難實質改善出行條件。
相對北京近兩千萬的人口，目前該市的千人汽車保有量僅接近國際大都市的中等水準。但全球首屈一指的上班耗時意味著該市的汽車消費的增長勢頭很有可能被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的擁堵突然打斷。由於缺乏有效的總量控制和城市中心交通管制，北京擁擠不堪的道路現在還不得不承受這每日新增一千多輛新車的巨大壓力。
到目前市政管理者還沒有拿出一套明確地整體解決方案。今年北京大幅提高了市中心地區停車收費，旨在減緩局部交通擁堵。但如同正在實行的工作日按車牌號現行五分之一車輛的做法，這類針對汽車存量的修補性措施遠不足以應對汽車消費浪潮帶來的超常增量問題。
北京急需在汽車總量控制和個人駕車限制方面給出明確的長期政策信號，如引入牌照費控制總量或立法徵收擁堵費改變駕駛習慣。否則，交通狀況惡化趨勢只會讓越來越多的理性消費者在新車前止步。
中國對去年剛剛“彎道超車”，一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汽車市場。但要在最漫長也是最擁擠的上班路上持續“超車”看來可不容易。

改革信用評級機構的關鍵

2010年06月09日作者：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前首席經濟學家 拉裏•哈裏斯
信用評級機構近來的失敗如今已眾所周知。在太多情況下，對於那些最終違約的債券，它們給予了較高的評級。它們給予許多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投資級”評級，是當前這場金融危機的主要誘因。
這些失敗，讓許多公司得以籌集到資金，之後卻把它們浪費掉。而許多本應得到資金、並用這些錢來創造就業崗位的公司卻無法得到資金。由此給債券投資者造成了巨大損失，政府承擔了其中的很大部分，以避免金融體系徹底崩潰。不過，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上周還是為該行業進行了有保留的辯護。
這個問題是如何造成的？我們又該如何解決？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必須瞭解信用評級機構是如何製作和出售其評級的。信用評級是有關未來狀況的聲明。一個投資級別的信用評級應表明，一筆債券不太可能出現違約。由於未來是不可預見的，一些投資級別的債券最終還是會出現違約。不過，違約現象應當是不常見的。令人遺憾的是，這種現象過於常見了。
信用評級機構必須進行詳盡的調查研究，才能形成可靠的評級。這種研究成本非常高昂。評級機構向證券發行者收費，以資助它們進行相關研究，以便對發行者的證券作出評級。這種安排明顯存在問題。發行者希望其證券能獲得較高評級，因此會把評級業務交給那些願意提供較高評級的機構。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擁有強大的工具，可以用來監管評級機構。許多政府監管規定對投資級別和投機級別的證券進行了區分。要遵守這些規定，就需要製作一系列被評級證券的名單，沒有這些名單，監管規定就不完善。然而，如果由SEC製作這些名單，許多投資者必然就會將SEC的評級解讀為官方的正式認可。
於是，SEC明智地選擇了另一種做法：由SEC指定某些信用評級機構為全國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組織(NRSRO)，允許投資者依賴這些機構做出的評級。政府提出的有關加強評級機構監管的建議，包括依據評級機構的歷史表現或對其研究過程的評估，給予或取消評級機構NRSRO的資格。
遺憾的是，若是作為給評級機構進行評級的人，政府的表現會和證券的評級者一樣糟糕。歷史表現並不是非常有用，因為“過往表現很難預示未來的回報”。
最佳解決方案必須解決評級的根本性問題：直到債券到期或出現違約時，我們才能知道評級的平均優劣狀況。因此，解決方案必須基於未來的表現。
對於評級問題的一個有效解決方案是：將評級機構的盈利與所評債券的表現掛鈎。如果評級為投資級別債券的表現良好，信用機構的利潤就會增加；如果此類債券的違約數量超出預期，它們獲得的利潤就會減少。
通過將相當一部分費用交由第三方託管，信用評級機構就可以形成這種或有報酬機制。如果信用評級機構的評級表現良好，費用託管方最終將把這些資金交還給它們。
至於運營資金，評級機構可以憑藉託管資金借錢，用未來的或有支付作抵押。那麼，貸款人就會代替政府對評級機構進行評級。SEC只需要求評級機構必須參與，否則就不能獲得NRSRO資格，就可以輕鬆建立這樣一個系統。然後，SEC只需要確定，對於形成經過充分研究、沒有偏見的評級，各信用機構使用的延期或有報酬機制是否提供了有效的激勵。
最後，SEC應要求披露這些延期或有報酬機制，以便投資者自行決定，哪些機制提供了足夠的激勵，可以對證券進行良好的評級。通過筆者在此列出的提議，自由市場可以憑藉其力量、創造性和智慧，最終形成最佳解決方案。
本文作者為美國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馬歇爾商學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金融系Fred V. Keenan主席，于2002年至2004年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首席經濟學家，著有Trading and Exchanges: Market Microstructure for Practitioners。

First Solar德國廠產能 明年底倍增

【聯合晚報╱國際新聞組/綜合報導】2010.06.09
中央社報導，太陽能龍頭大廠美國的First Solar在8日宣布，計劃明年底前，將德國廠的產能倍增到446MW（百萬瓦），以滿足歐洲市場的需求。
專精薄膜太陽能電池的First Solar在聲明中說，計劃在2011年第4季前，把原來德國奧德法蘭克福廠的產能，從目前的223MW倍增到446MW。
First Solar指出，擴充產能的目的是滿足歐洲市場的強勁需求，並避免匯兌的風險。
First Solar執行長吉勒特表示，奧德法蘭克福廠房的生產效率全球頂尖，相較於物流的費用，員工薪資只占成本的一小部份。
他在接受「德國金融時報」訪問時說，長期來看，德國仍是最重要的市場，因此First Solar決定在此擴充產能。
擴張速度驚人的First Solar，目前也積極在馬來西亞和法國擴廠和建廠。
吉勒特強調，到2014年，每瓦的製造成本就可降到53至58美分，「像傳統電力一樣便宜」。
First Solar2006年在位於德國與波蘭邊界的奧德法蘭克福設廠時，曾獲歐洲聯盟和德國政府補助4550萬歐元。
報導說，新廠的投資額超過2億美元，預計可得到德國聯邦政府和在地布蘭登堡邦政府約3000萬歐元的補助。

股利大戶 明年要多繳稅囉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臺北報導】2010.06.07
企業營所稅率大降至17%後，波及股東獲配股利的可扣抵稅額比率驟降至20.48%，個人綜所稅率逾21%以上的股利大戶，取得99年度的股利稅負會出現不降反升效應，營所稅降稅好處將被抵銷。
立法院日昨三讀通過所得稅法部分條文修正案，自99年起企業的營所稅率將降為17%。財政部計算出營所稅率調降為17%後，企業分配給股東的可扣抵稅額比率上限，將自營所稅率為25%時的33.33%，一舉下降至20.48%。
營所稅率為25%時，股利的抵減率上限是33.33%，個人綜合所得稅率在30%以下的投資人，獲配的股利都可以不必再增繳個人綜合所得稅；財政部說，營所稅率下降為17%後，企業配發99年的股利，股東抵減率上限降為20.48%，綜所稅率在21%以上的投資人，都要補繳股利的差額所得稅。
也就是說，每百元股利可以申報扣減股東個人所得稅的上限抵稅額，會從33.33元下降至20.48元。財政部說，股東可扣抵額比率下降，在相同股利獲配水準下，個人所需繳納的股利所得稅自然會上升。
財政部強調，兩稅合一實施後，基於不再對股利所得重複課稅的精神，企業所繳納的營所稅，可以在分配股利給股東時，做為股東繳納綜所稅的抵稅額。營所稅率愈高，股利的可扣抵比率會較高；反之，抵稅率就會下降。
財政部說，股利的所得稅負在兩稅合一機制下，透過股利可扣抵比率的設計，是以個人所得稅為最終稅負，也就是股利稅負高低需視個人綜所稅率多寡而定。目前個人所得稅率最低為5%，最高達40%。
財政部官員指出，一般企業決定發放99年的股利時點約在100年的5、6月間，也就是101年5月申報100年個人綜所稅時，股利大戶就會明顯感受股利稅負上升的效果。
依據現行稅法，股利形式不同，綜所稅負也不一樣。如為現金股利，全額都要併入股東個人綜合所得計稅；取得的股利如為股票股利，就只有面額十元部分，一般股東（非屬員工分紅配股）要按營利所得性質合併個人綜合所得繳稅，超過面額以上部分，全數視為證券交易所得享有免稅。

雙重國籍遺產稅 四大扣除額

【經濟日報╱呂旭明 (記者吳碧娥整理)】
50歲的李先生同時有台灣、美國兩國的護照，他每隔半年都會回台灣停留一個月。沒想到2009年中，李先生不幸在美國因心臟病發作而過世，然而他名下的台灣房子，貸款還有五年才到期，2005年也才剛在美國貸款購置新屋，因此償還貸款壓力，一下子落到他唯一繼承人兒子身上，面對這樣情況，李先生的兒子該如何申報台灣遺產稅呢？
首先先就法規來看，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的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但有中華民國境內遺產，其遺產總額可享有以下幾項扣除額：
一、喪葬費的扣除金額，不論實際發生多少金額，一律都以111萬元計算，不須要附證明文件。二、被繼承人生前未納的各項稅捐、罰鍰及罰金，繼承人應檢附相關文件，可自遺產稅額中扣除。三、被繼承人死亡以前還沒有清償的債務，如果具有確實的債務證明檔，可以從遺產總額中扣除。但如果是在被繼承人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所發生借的債務，繼承人必須說明這項債務發生的原因，並且證明所借資金的用途。如果不能證明債務發生的確實用途，那麼這項借款要列入遺產總額，所欠債務再予扣除。對於申報扣除還沒有還清的債務，應該每一筆皆填寫債權人的姓名（名稱）、住址、未償債務金額，並檢附確實的債務證明。四、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的直接必要費用。
又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第2項，以上四項扣除額必須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也就是說，若李先生在美國發生的喪葬費用，或在美國遺留下來的債務，在台灣申報遺產稅時均不得扣除。因此，本案李先生的美國購屋貸款發生在美國，便不得列舉扣除。但是另一方面，李先生生前也在我國境內購買房屋，並向境內銀行貸款，這部分則可將境內的銀行貸的款，當作未償債務列舉扣除。
同時提醒，繼承人若要申報境內未償債務扣除，必須檢附的文件如下：一、向金融機構借款：應該拿到這些借款金融機構出具的借款期間、金額、資金支付情形，及截至被繼承人死亡時還沒有償還餘額有多少的證明檔。二、私人借款債務：應該附上借據，原借款資金支付的情形（例如借貸雙方存摺影本，匯款單等）。三、標會債務：應該附上會單，標會會款交付的證明文件，被繼承人收受會款的證明檔（例如存入銀行，提示存摺影本），由國稅局查核認定。四、票據債務：應附上支票影本，這些支票在什麼時候向銀行請領的證明，前後支票號碼的兌領情形，開票原因等證明檔，由國稅局查核認定。
至於免稅額的部份，無論是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的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而有中華民國境內遺產，根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8條規定，被繼承人的免稅額都是1,200萬元，如果他的身份是軍警公教人員，不幸因執行任務死亡，可以扣除的金額將提高至2,400萬元，繼承人在申報時，別忘記要檢附死亡時服務機關出具的執行任務死亡證明。
（本文由安致勤資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口述，記者吳碧娥整理）

林中斌：非洲起飛！

【聯合報╱林中斌】2010.06.07
「非洲是否遭詛咒？」我從小便有此疑惑。
戰亂、貪腐、疾病、貧窮、懶惰、無知…似乎是「黑暗大陸」無法擺脫的宿命。十年前權威的經濟學人封面在非洲地圖上印了大字判決：「沒希望的大陸」。
七年後，De Beers鑽石公司董事長N. Oppenheimer在紐約時報撰文「非洲不再是沒希望的大陸」。我請學生評論。他們懷疑：血鑽石家族的後代是否受良心譴責而美化被他先人上百年來壓榨的殖民地？
今天，非洲的確已開始脫胎換骨。請看以下的事實：
一，經濟成長，外資搶入，內需增加。○九年全球金融危機下，非洲成長二點一％，只低於中國和印度。之前，○二至○七年非洲經濟每年平均成長六點五％。今年四月底，「國際貨幣基金」預測非洲一○年成長高於世界平均經濟成長，為四點七％，同時通貨膨脹下降。
根據牛津學者P. Collier○九年發表的研究，九百多個非洲上市公司，在兩千年至○七年間，每年「資本收益率」高於在中國、印度、越南、印尼之同質公司六十五％。
根據今年五月十日加拿大《環球郵報》訊息，目前全球四十％「新興市場資本」投向非洲，而○六年只有四％。根據ＯＥＣＤ資料，○八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下降廿％，但非洲的增加十六％，達美金六百多億元，而十年前只有美金五十億元。
此外，非洲從九○年以來，外匯存底增加卅％，貧窮人口每年下降一％。許多非洲國家人均所得已超過中國和印度！
非洲經濟成長並非都來自販賣石油或鑽石，而是擴大內需。過去四年，內需佔非洲ＧＤＰ成長三分之二。在非洲十大經濟國中，服務業佔全部經濟之四十％，離印度的五十三％不遠。
二，內戰減少，政府進步，社會創新。六○年以來，非洲經歷了廿多個內戰。在九○年代末期，非洲同時有十二個內戰，今日只剩七個。今年三月，為人詬病的蘇丹達富爾內戰也停火。非洲國家不再等外來力量調解，而由本地區建立和平組織進行斡旋。
一九八二年，非洲只有三個民主國家，而今日有四十多個國家經常舉行多黨派的投票。非洲今日的社會穩定上升，因為中產階級快速成長已達總人口卅％。今日，非洲兒童死亡率每年下降一點八％，兩倍於九○年代。出國的人才也開始回流：○九年奈及利亞有一萬專業人士回國，而安哥拉回國謀職的近五年增加十倍至一千人。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九年有廿八個非洲國家採取五十八項對企業友善的措施，使得非洲股票市場大為興旺。《環球郵報》引述一項政府治理成績的調查：過去十年，卅八國家進步，退步只有十個國家。
從○三年起，非洲行動電話使用率以全球平均率的兩倍增加。同時，「行動銀行」發展迅速，已超過先進國家。
我以前的疑惑現在釋然。上天有眼，世界各地—歐洲、美洲、亞洲輪流興旺，現在該非洲了。
台灣可考慮：一、企業投資非洲。二、青年學習法文。三、大學加強非洲研究。四、政府增設非洲學生獎學金。五、民間組織前往非洲。
（作者為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曾獲UCLA企管碩士並任美國Manville公司兼任財務分析師）

歐元的前景

作者: Daryl G. Jones 時間: 2010年06月03日
歐元是否會滅亡？有援助計畫在背後力挺，短期內不大可能。但這一計畫也使歐元有可能被重新估值。
2007年，前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向德國一家週刊表示：“歐元完全有可能取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或是與美元平起平坐，共同擔任儲備貨幣。”
直到去年，人們並不認為格林斯潘的這種觀點過於激進，雖然暫時還不太現實。因此，自1999年1月1日首次發行以來（雖然它正式作為貨幣流通是在2002年），歐元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儲備貨幣。事實上，在歐元問世之後的十年裏，相對于美元，歐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一直在上升，儲備市佔率從18%增至28%。
每天大約有3.3億歐洲人使用歐元，另有1.75億人使用與歐元掛鈎的貨幣。儘管如此，即便在今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之前，歐元與美元相比，差距仍然很大。
而這場危機更是使得格林斯潘此類言論顯得頗有誇張之嫌。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近期通過了7500億歐元的救市計畫，來援助歐洲債務危機，這表明歐元區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共同貨幣，因此，歐元不可能就此沉淪。（在上月宣佈之時，這項計畫被稱為“1萬億美元的救市計畫”，但隨著歐元持續走弱，其價值目前已經跌至9210億美元。）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援助計畫恰恰暴露了歐元體系中嚴重的結構性缺陷。
歐元國家的尷尬處境：加入了一家不會接收他們為會員的俱樂部
1992年簽訂的《馬斯特裏赫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確立了歐元體系框架，規定成員國不能接受緊急財政援助。這項措施旨在控制不當財政政策的不良後果，確保歐元區更廣泛意義上的財政秩序。根據條約制定的《穩定和增長公約》（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要求所有歐元區成員國保持其財政赤字占國內和生產總值（GDP）的3%以下，債務占GDP的60%以下，並將過去12個月的追蹤通貨膨脹率保持在3.2%以下。然而一些主要成員國悍然違反了這些規定。
歐元區蓄意忽視自己制定的規則，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為歐洲各經濟體之間的聯繫過於緊密，所以最終必然導致這樣的結果。歐盟的大部分成員國都互相借貸：西班牙持有葡萄牙三分之一的國債，西班牙又欠德國2380億美元；而義大利欠法國的債務，金額則是2380億美元的兩倍還多。當《馬斯特裏赫條約》要求歐元區指導希臘重組債務，由於歐元區多數大銀行都是希臘債務的持有者，因此，希臘債務重組的緊箍咒一念，他們立刻感到頭疼難耐。
原因之一：金融政策缺乏政治基礎
這場主權債務危機充分表明，在歐洲大陸上，各國經濟發展存在明顯差異，因此，並不適合採用“一刀切”的貨幣政策。事實上，西班牙制定的貨幣政策，旨在應對20%的高失業率；而德國的政策，則致力於預防經濟過熱。各成員國的經濟目標大相徑庭，而歐元區卻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聯盟，來管理這些差異，這就註定造成其成員國紛紛無視《馬斯特裏赫條約》的局面。
這種差異，在日前的一則新聞裏得到了充分體現。該報導稱，當歐洲央行主席讓•克勞德•特裏謝（Jean-Claude Trichet）宣佈，從希臘、西班牙、義大利和葡萄牙買入國債的決定時，受到了相對強大的歐元區國家的猛烈抨擊，其中包括德國。
這些國家擔心，特裏謝此舉將使得通貨膨脹雪上加霜，但相對弱小的經濟體顯然需要歐洲央行的支援，以使其借貸成本降低。正如《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歐洲版的布魯塞爾博客（Brussels blog）在上述報導中指出的，這一決定出臺後，國際輿論正在探討，歐洲央行是否仍在盡力抵禦通貨膨脹，是否仍在捍衛其作為反通漲鬥士的聲譽。歐元區成員國最初同聲共氣，才建立了歐元體系，而今天，這場對於特裏謝應否繼續執掌歐洲央行的爭論，摧毀了孕育出歐元的土壤。不過，這並沒有傷及歐元本身，畢竟，歐盟對這套貨幣體系投入了太多人力、物力、財力，至少現在還不能拋棄它。
那麼，歐元是否面臨滅亡的威脅？有歐洲央行援助計畫在背後力挺，短期內不大可能。不過，救援計畫的確削弱了歐元超越美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可能性。實際上，它使歐元有可能被重新估值，甚至可能持續下滑，跌破歐元兌美元匯率的歷史低點。看來，格林斯潘又錯了